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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倫帶領國民黨脫胎換骨面臨重重挑戰 |
中評社╱題：“朱立倫時代”國民黨發展初評 作者：劉世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7月19日，國民黨舉行全代會，正式通過提名洪秀柱參選2016“大選”等議案。國民黨自1月19日正式進入“朱立倫時代”的整整半年時間內，緊緊圍繞備戰2016年兩場選舉的中心任務，積極推進黨務改革、凝聚黨內團結、號召基層回流、鞏固兩岸績效、爭取社會支持，基本走出“九合一”敗選陰霾。但國民黨發展與社會期待仍有較大落差，且面臨內部整合等重大難題，未來能否通過2016年“大選”考驗仍充滿挑戰，進而對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產生複雜影響。
朱立倫是國民黨艱困時期的
非典型弱勢黨主席
（一）朱立倫在國民黨危難關頭接下“爛攤子”
一是近年來馬當局施政不佳，民眾實質薪資停滯，社會貧富分化加劇，青年世代相對剝奪感強烈，階級對立、仇官反商氛圍增強，國民黨認同度好感度明顯下滑，負向評價一度高達60%，要求“換黨做做看”的聲浪不斷增強。二是“反服貿運動”以來，島內“恐中拒統”氛圍明顯強化，國民黨大陸政策被貼上“黑箱作業”、“獨厚財團”的標簽，原本佔優的“兩岸牌”明顯受損。三是藍營基層支持者不滿馬當局改革軍公教福利、要求“教訓馬英九”的聲音持續增強；“九合一”慘敗後藍營地方版圖嚴重萎縮，基層士氣一落千丈，馬英九被迫請辭黨主席，國民黨陷入空前危機。可以說，朱立倫接手的是一個政黨形象負面、黨務體制落後、社會基礎流失、基層士氣低迷、內部矛盾複雜的“燙手山芋”。
（二）朱立倫是“非典型黨主席”，為國民黨改革創造契機
一是會計專業背景，善於政治精算。朱立倫是台灣大學工商管理系學士、美國紐約大學財務金融碩士、會計學博士，被稱為“政治精算師”，“不會把政治算盤打得人人皆知”，“性格扭捏，做事保守，不像中興霸主”。這是其既要參選黨主席進行卡位，又不願冒險親征2016“大選”的重要原因。二是出身基層選舉，重視民意走向。朱立倫歷任第四屆“立法委員”、兩屆桃園縣長、兩屆新北市長、“行政院副院長”、國民黨主席，基層選舉經驗豐富，對地方聲音及選舉政治有準確透徹的把握，因此積極改變國民黨與社會脫節的問題。三是家族背景多元，追求政通人和。朱立倫的爺爺奶奶住在眷村，父親是浙江赴台軍官，母親出身桃園縣閩南籍望族，舅舅為民進黨籍鎮長、“國大代表”，岳父曾任台南縣長、開創商界帝國。這種橫跨藍綠陣營、本外省籍、南北地域、政商兩界的環境，使朱立倫養成多元包容的政治性格，高度重視黨內團結整合。
（三）朱立倫是“史上最弱黨主席”，帶領國民黨脫胎換骨面臨重重挑戰
一是國民黨雖為執政黨，但“九合一”挫敗後政治能量嚴重受損，朱立倫作為黨主席可調動的政黨資源十分有限，影響力無法與馬英九、連戰等前任相媲美。二是在“馬英九掌握行政院、王金平掌握立法院、朱立倫掌握黨機器、洪秀柱為2016候選人”的黨政分離態勢下，朱立倫成為“陽春黨主席”，不僅難以有效指揮行政權與立法權，就連其黨權轄下的選舉領域也常遭干涉。朱立倫自稱2016無論勝敗都將辭黨主席，更被解讀為已提前“跛腳”。三是國民黨是有論資排輩傳統的“百年老店”，朱立倫作為中生代，欠缺足夠輩分統整連戰、吳伯雄、馬英九、王金平、吳敦義等大佬；以地方基層首長身份兼任黨主席，與過去由“總統”或“行政院長”兼任相比更顯層級不夠；新北市長選戰該大贏未大贏，又嚴重侵蝕其原可依恃的民意基礎。這導致朱立倫在推進黨務改革及整合時面臨諸多掣肘。
國民黨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但與社會期待仍有較大落差
（一）制度化：健全組織決策機制，黨務運轉初步改善
近年來國民黨內滋生出許多繁文縟節、疊床架屋、溝通不暢、規則缺失等問題，嚴重影響了黨務決策、組織運轉，對政黨形象、黨內團結和戰鬥力亦造成負面衝擊。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積極補救：一是理順決策運轉機制，廢除備受詬病的“中山會報”制度，讓中常會重新成為決策中心，以“回歸制度與黨章”為由未聘馬英九為榮譽主席，對原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改稱前主席，副主席由7名縮減為2名，改變“政治酬庸”、“老人政治”等負面觀感。二是加強內部協調配合，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改造為“國民黨的智庫”，建立“黨主席接任董事長”的人事制度，建立智庫與“立法院黨團”及政策會的配合機制，改善立法與行政部門雙向溝通機制，逐步打通內部不暢，形成“1+1>2”的整體戰力。三是建立黨內初選制度，積極落實2016“大選”初選程序，拒絕再次為王金平連任“不分區立委”修改黨章，堅決提名通過初選產生的洪秀柱，首次實現通過初選確定“大選”候選人的紀錄，改變社會對國民黨“喬家大院”的負面評價。台灣指標民調數據顯示，民眾對國民黨的負向評價已由“九合一”選後的60%降至6月的52.8%，對國民黨的好感度由落後民進黨22.3個百分點大幅縮小為落後11.4個百分點。
（二）基層化：深耕地方順應民意，社會聯結有所增強
國民黨內長期存在嚴重的“小圈圈文化”，基層民意難以影響高層政策，中央與地方嚴重脫節；選人用人同質性高，“博士內閣”眼高手低，政策過於理念化，與社會脫節嚴重，黨政高層難以及時準確把握社會風向和時代脈搏。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積極強化社會聯結：一是大量任命黃昭順、盧秀燕、賴士葆等民意代表出任黨職，邀請執政縣市長出席中常會，“把真正瞭解台灣地方和人民的里長、鄉鎮代表、鄉鎮市長及議員、立委與縣市長的經驗變成國民黨大腦”，“讓中央地方關係更為緊密”。二是廣邀在地方有名望或熟悉地方生態的民代及卸任政務官、在地方經營表現不錯的黨工、願在地方蹲點深耕的年輕人才出任地方黨部主委，“讓黨意跟民意密切連接”。三是響應社會對分配正義、透明參與、青年世代的關注，宣示“提出各種符合公平正義的財稅制度及法令規章”、“追求有效率、更公平的分配”、“青年世代只要肯努力，就應有成功的機會”；“以最開放、公開、透明態度處理黨產”，徹底擺脫黨產包袱、成為“志工化政黨”。四是響應民間要求健全政治體系的“憲改”呼聲，宣示“重建權責相符的制度”、“修憲公投以內閣制取代現行的雙首長制”、“擴大青年參與，降低投票年齡到18歲”、“降低政黨門檻到3%”、“推動不在籍投票及檢討單一選區兩票制”，獲得主流輿論“朱立倫較蔡英文更具戰略高度和道德制高點”的積極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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