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敵後戰場的堅持鬥爭，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圖謀，為維護團結抗戰、持久抗戰發揮了主戰場作用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被迫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改以長期戰為主，實施“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逐漸減少了對正面戰場的進攻，而將其主要兵力用於打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間，日軍只對國民黨軍進行了一些有限規模的戰役進攻，而用於對敵後戰場作戰的兵力則分別為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敵後戰場抗擊侵華日軍（日本關東軍除外）的比例，分別達到62%、58%、75%、63%、58%。隨著日軍作戰重點的轉移和國民黨在抗戰方面的日趨消極，抗日戰爭的重擔就主要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肩上，敵後戰場逐步上升成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所以戰略相持階段，“實即解放區與敵人的相持”，“構成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敵人與解放區之長期反覆的最殘酷的戰爭。”（《朱德選集》第13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日軍從1939年起對各抗日根據地展開大規模的“掃蕩”，推行“囚籠”政策，企圖變“點”、“線”的占領為“面”的占領。與日軍的企圖針鋒相對，中國共產黨適時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華南”的戰略方針，開展更加廣泛的、群眾性的、分散的游擊戰爭，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消耗與削弱敵人。從1939年到1940年的兩年中，敵後抗日軍民共作戰1萬餘次，粉碎日軍1000人至5萬人的“掃蕩”近百次，殲滅了大量日偽軍，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軍即殲敵11萬餘人。為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八路軍還於1940年8月發起百團大戰，不僅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八路軍的聲望，鼓舞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心。這一時期，人民抗日力量在游擊戰爭中得到了迅速發展。至1940年8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餘萬人，此外還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陝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共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的重心。
1941年和1942年，日軍為將中國占領區變成其準備和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基地，更加強調打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並實行所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兩年中，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掃蕩”達132次之多，使用萬人以上至7萬人兵力進行的“掃蕩”達27次。同時，日軍還採取了“蠶食”、“治安強化”、“清鄉”等措施，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圖徹底摧毀敵後抗日軍民的抗戰意志和生存條件。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抗日根據地遭到嚴重摧殘，不僅面積大為縮小，人口也降到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則由50萬人減至40餘萬人，經濟條件十分艱難，有的部隊指戰員甚至是在有半年吃樹葉、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摻一點糧食的情況下進行作戰的，即使環境相對穩定的陝甘寧邊區也“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程度，敵後抗戰進入了極端困難時期。（《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敵後抗日軍民為克服各種困難堅持持久抗戰，採取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武裝群眾化及“敵進我進”的對敵鬥爭指導方針和精兵簡政、發展生產、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展開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反“蠶食”、反“治安強化”、反“清鄉”鬥爭，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了敵後鬥爭，為積蓄力量、準備反攻奠定了基礎。
1943年，日軍仍強調，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的要求，迅速消滅中共勢力，乃是當前急務。據日軍華北方面軍的戰報統計，1943年該方面軍與中國軍隊交戰1.5萬次，其中與中共軍隊交戰的次數占75%。然而，日軍非但無法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鞏固占領區，自身力量反而不斷受到削弱，且深陷敵後戰場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無法自拔，其在中國戰場的處境日趨被動，將中國占領區變為兵站基地的企圖遭到徹底破產。這一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也陷入了被動局面。中國敵後抗日軍民則在頂住日軍的各種瘋狂進攻後，進入了恢復和再發展的新階段。
敵後抗日軍民在與日本侵略者展開殊死較量的同時，還妥善處理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各種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投降、分裂的危險，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可以說，沒有敵後戰場的堅持鬥爭，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就不能堅持下來。朱德曾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又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這種與敵人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就不會有什麼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朱德選集》第140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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