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的自我認同危機
僅用經濟危機解釋英格蘭的反歐情緒，仍是不充分的，英格蘭還面臨嚴重的自我認同危機。
英格蘭人的認同危機，簡而言之就是英格蘭人難以接受英格蘭政治地位下降，從而產生失落感和焦慮感。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情感，驅使英格蘭的退歐支持者無視”退歐可能導致嚴重經濟損失”的警告，在2016年2月底歐盟作出經濟讓步後，仍堅持退出歐洲。
縱觀中世紀至今的英國歷史，英格蘭一直扮演英國的核心引擎角色。今日的英國版圖，正是歷任國王以英格蘭為基礎，通過武力征服和政治聯姻等手段，先後整合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而形成的。從《大憲章》的簽訂到光榮革命的落幕，從殖民擴張到工業革命，英格蘭不僅在英國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也是整個大英帝國的絕對核心。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英格蘭形成 “王在議會”的政治傳統；英格蘭人將英國議會的權威視為國家主權的化身。議會權威至上，成了英格蘭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也是英格蘭人政治身份認同的基石。然而，近年來英國內部和歐洲的政治變革，卻導致英國議會權力被削弱，衝擊英格蘭人的身份認同：
20世紀90年代末，布萊爾開始向地方轉移中央政府的部分權力，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先後了組建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這個改革意義重大，意味著英國結束了數個世紀以來，以英格蘭為絕對中心的政治體制。儘管英國在法律上仍然維持單一制國家體制，但從其制度安排和隨後的改革方向看，英國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聯邦制國家。這一改革為近年蘇格蘭
獨立運動提供部分制度條件，同時卻使英格蘭人體會到被剝奪感。
權力轉移進程中，英格蘭人認為自己由“高高在上”變成“低人一等”──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都有自己的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唯有英格蘭沒有專門的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須接受英國議會和政府的直接管轄。在改革前，以英格蘭議員為主體的英國議會，是整個英國甚至大英帝國的唯一權威；改革後，英國國會的部分立法卻只施行於英格蘭，對英格蘭以外的地區無效。英格蘭居民對蘇格蘭等地區的“特殊待遇”非常不滿，近年保守黨內已有部分政客要求立法，規定英格蘭專屬法律交由英格蘭籍議員表決。
同理，伴隨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深入，原屬於英國國會的部分立法權，不可避免向歐盟轉移。在英格蘭民族主義者看來，歐盟立法高於英國國會立法，就是一種來自外部的剝奪。所以在主張英國退歐的論證中，經常出現對英國“議會主權”的擔憂和對“遠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主義”的抗拒。
在英國，主張退歐者和主張留歐者，往往都同意英歐關係需要調整；兩者的分歧在於解決方案。前者認為只有收回所有讓渡給歐盟的主權，英國議會重新獲得立法領域的完全自由，英國的難題才可以徹底得到解決；後者則認為，只要修改不合理的條款即可。對歐盟立法權凌駕於英國國會之上的抗拒，和對歐盟移民湧入的擔憂混合在一起，讓英格蘭民族主義思潮通過懷疑歐洲來定義自身，走到了今天公投決定去留的一步。
（來源：端傳媒 昭楊，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