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價值路徑：後工業主義與後物質主義
有學者指出，當今台灣年輕人的社會心態與價值觀主要表現在：“更重視具體、細節問題，更重視眼前實實在在的東西與具體的對象，更重視個體的生命，不只是人類個體的生命，包括動物的生命；不重視經濟價值，更重視環保價值。”⑨從上述這些特徵，我們可以發現，台灣青年的價值觀已受到了後工業化、後物質化或後現代化的洗禮。
後工業化社會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或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如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究、教育和管理。”⑩如果台灣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這一假設成立的話，那麼，社會大眾乃至青年群體反對媒體壟斷、反對服貿協議等，就是由這種後工業主義心態及其焦慮所造成的。而所謂的“後物質主義”，“是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專業人員，公司白領）為代表的'新中間階級'的價值選擇和思想傾向，其主要內容是強調'生活品質'、'自我實現'和'公民自由'”。⑪
實際上，近年來台灣島內的各類重大事件皆具有“後物質主義”的色彩。比如，綠色環保運動（成立了綠黨、反核四）、小確幸價值追求、白衫軍、反媒體壟斷、反服務貿易、反課綱微調等事件都有“後物質主義”思潮的足跡貫穿其中。特別要指出的是，台灣青年由於生活在衣食無憂、見聞廣博、資訊爆炸的時代，因而比父輩、祖輩群體更傾向於對“生活品質”、“自我實現”和“公民自由”等價值的追求。可以想見，未來，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似乎將持續在台灣社會發酵，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發展的佈局，值得關注。
（六）教育路徑：執政當局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
學校是公民由家庭走向社會的必經之途，因而學校及其教育在每個公民的成長過程中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學校是公民政治意識養成的孵化場，學校教育的內容都是成為公民政治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而言，通過學校傳授給公民的政治知識，具有“自然性”、“客觀性”、“真實性”，無論這種政治知識最終屬真還是屬假。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本土化”思潮就開始在台灣氾濫，不斷腐蝕著正統的中華文化的獨尊地位，特別是在2000年民進黨取得政權後，又大肆操弄“去中國化”，使得原本彰顯和堅持“中國特色”的教學指南面目全非。可是到了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對於異化的教育內容仍是無動於衷，放任自流。如此一來，產生的嚴重後果便是，張揚“台灣”的教育內容得到確立和延續，進而台灣青年的愛台灣、為台灣、做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似乎就難以反轉，且不會斷代。加上，“隨著眷村與外省族群第一代的逐漸凋零，第二代的興起，甚至是第三代的出現，在台灣教育本土化與在地化的薰陶下，使得他們逐漸脫離過去'大中國意識'下的民族國家認同，在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上也更為多元。”⑫
（七）技術路徑：網絡自由化與媒介多元化
近些年來，網絡科技迅猛發展，席捲了大街小巷、各行各業，網絡日益成為人們社會交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台灣作為經濟和科技較為發達的地區，自然也被捲入到了信息化的浪潮中。當前，Facebook（“臉書”）、LINE、PTT（“批踢踢”）等社交平台或通訊工具已經在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群體中廣泛普及。據統計，“臉書”在台灣每月活躍用戶數高達1500萬人，使用率65%，居全球之冠，每天登陸“臉書”人數為1100萬，通過移動設備登陸數為850萬。⑬可見，網絡媒介儼然已經成為台灣青年形塑政治意識的主要場所和依靠。
而“作為'網絡原生代'的青年，他／她更有一種強調'匿名性、分享性與互動性'的網絡原生者的社會角色。”⑭這種分享性和互動性，正是將分散化、碎片化的台灣青年聚合在一起的不二法寶。通過相互分享和互動，從開始建立網絡，到青年群體認同的成形，時間短、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頗受社會青年的歡迎。也就是說，青年群體可以借助網絡這一平台，就自身所關注的公共事務提出自己的看法並使用網絡傳播爭取同輩團體的支持，如果某一倡議或呼籲贏得了多數網絡青年的共鳴甚或回應，那麼，他們就可以設置公共政策議程，進而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乃至實施。
顯而易見，在網絡社會中，青年群體既是網絡社會的生產者、傳播者，也是受眾者。通過自發的提議、自主的參與和自律的執行，真正實現“做主”的願望。反旺中事件、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均是對網絡工具運用的真實寫照。
（八）實踐路徑：言論表達與社會參與
不置可否，政治意識的形成與存續得益於實踐，只有在政治實踐當中，公民的政治意識才能夠得到真正的確立。沒有政治實踐便無法體現政治意識。因而，政治意識唯有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才能夠被形塑和被顯現出來。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實踐的兩大途徑是言論表達和社會參與，前者屬於“思想”層次，後者則是指涉“行動”。換句話說，政治意識兼具“思想”並由此“思想”指導“行動”的兩個向度。實踐具有實踐邏輯，只有遵照這個實踐邏輯，政治意識才有可能獲得釋放和重組。“實踐邏輯——從該詞語的雙重意義上看——能借助於一些彼此密切相關且在實踐中形成一個整體的生成原則，組織起各種思想、感知和行動。”⑮言論表達與社會參與都是法律賦予公民的合法性、正當性權利。因此，公民的政治實踐必須遵循法律所規定的行使公民權利的原則和為法律所能涵括和包容的原則。
此外，政治的實踐還必須依託實踐載體，實踐載體是公民權利實踐的具體承受者。具體到台灣的政治環境中，這些實踐載體包括：報刊、媒體、網絡、選舉及其投票、公共事務專案、社會活動等等。公民可以就撰寫文章，上電視節目，參加選舉及投票，發動社會活動，支持公共事務等形式來踐行自身的政治意識。實踐載體，可以分為官方提供和社會創造，例如，台灣當局大力開展青年公共外交專案就屬於前者，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就屬於後者。然而，無論前者還是後者，它們最終所造就的政治意識都是台灣本身利益為歸依的。
結束語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來。青年認同關乎兩岸關係的前途，更關乎中華民族的命運。重視青年交流，就是重視國家的遠景。質言之，青年群體是自變量，兩岸關係是因變量，青年群體是決定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能否保持的主要動因。只有更多地關懷青年、信任青年及幫助青年，才能培育和增強青年群體的愛國情懷。兩岸關係亦是如此，在展開兩岸各種往來的同時，更多地是要傾聽來自青年的聲音，關注來自青年的感受，重視來自青年的訴求。解決好青年群體的現實問題，方可破除兩岸關係的不穩定性。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這一問題，表示：“我們要更多關注兩岸青年成長，為他們提供更多機會和舞台，讓他們多交流多交心，成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夥伴。”⑯近年來，青年群體的主體性意識驟然升高，伴隨而來的學生運動也頓時席捲全球，成為推動社會發展與變遷一股不可小覷的關鍵力量。青年群體，既關切社會，也心系國家；既置身當下，又放眼未來。若是社會的紛爭綿延不斷，那麼國家的混亂也就會數見不鮮；倘若躊躇當下，那麼也必定會彷徨未來。
注釋
①王邦佐等編：《政治學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②（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度》，張明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5頁。
③所有數據均來源於台灣指標調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④陳孔立：《兩岸之間的文化衝突》，載《台灣研究集刊》，2014年第1期，第6頁。
⑤（法）克里斯託付．安德列：《自尊的力量》，餘春紅、高巍譯，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頁。
⑥包剛升：《民主崩潰的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17頁。
⑦唐樺：《兩岸青年交流的現狀與路徑建構——以政治社會化為視角》，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15頁。
⑧陳孔立：《兩岸文化的本質差異》，載《台灣研究集刊》，2013年第4期，第3頁。
⑨王建民：《當代台灣青年的社會心態與價值觀》，載《今日中國》，2015年第2期，第70頁。
⑩（美）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高銛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⑪周穗明：《“後現代”的選擇：西方興起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第1期，第55頁。
⑫范世平：《從“九合一”選舉看台灣社會變遷與青年政治參與變化》，載《台灣研究》，2015年第1期，第34頁。
⑬王鴻志：《台灣移動新媒體發展現狀及其政治影響評析》，載《台灣研究》，2015年第2期，第46頁。
⑭張煜麟：《“網絡化自我”的生成——台灣青年社交媒體使用行為個案研究》，中國網絡傳播研究（第6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頁。
⑮（法）皮埃爾．布厄迪：《實踐感》，蔣梓驊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
⑯孫立極：《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載《人民日報》，2015年5月5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1月號，總第22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