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以上三個階段，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發展、互利合作不斷加深的趨勢貫穿始終，既給兩國的國運和社會形態發展變遷帶來深刻影響，也改變著世界的基本面貌。不能不說，中美戰略合作是推動戰後世界格局擺脫兩極對抗狀態步入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多極發展的關鍵因素。不能不說，兩國利益交融是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發展、亞太地區經濟騰飛並走向一體化實踐的重要力量。
然而受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國際關係理念差異影響，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存在，雙方圍繞經貿、人權、台灣、涉藏等問題的摩擦此起彼伏。過去45年間，發生過不少次險些顛覆中美關係的危機型事件，比如1989年後的制裁與反制裁鬥爭，1995至1996年因李登輝訪美和拋出“兩國論”而引發的台海危機，1999年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以及2010、2011年起因美國直接介入而開始發酵的南海局勢升溫。它們說明，影響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最主要障礙在於戰略和政治互信的缺失，而這種缺失的根源又在於美國不願放棄利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牽制中國發展、改變中國顔色的企圖。
特朗普執政後，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展現出較大不確定性。特朗普的執政理念--無論是“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還是“美國優先”，都表現出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和限制對象的跡象。如果特朗普政府以排斥、隔絕的辦法處理中美利益分歧，在掀起對華貿易戰的同時大力強化在亞太地區針對中國的同盟協作和軍力部署，那麼中美關係將偏離已延續45年的基本正確方向。
這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多年來包括《上海公報》在內的三個聯合公報確立的指導原則並沒有在中美關係的具體實踐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落實。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儘管出於自身安全利益和中美關係大局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獨”、支持兩岸對話交流，但堅持所謂《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堅持對台軍售，堅持推行“以台制華”戰略，特別是在對台軍售問題上事實背棄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有關涉台原則。
特朗普試圖通過挑動台灣問題向中國施壓的作法已被證明是選錯了抓手。特朗普在2月10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通話中重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在白宮公布的兩國元首通話新聞稿上，美方的措辭是“信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HORNOR OUR “ONE CHINA”POLICY），這裡就不排除所謂《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在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更加複雜嚴峻的背景下，美國打“台灣牌”的警號並沒有解除。
中美關係正在經歷新的蛻變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美關係無論在規模、形態還是性質上都發生了新的重要變化。《上海公報》簽署那一年，中國的GDP規模不足1000億美元，美國是1萬億美元，中國僅相當於美國的不到1/10。2015年，中國的GDP達到10.8萬億美元，已是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美國則是17.8萬億美元，雙方之比為1：1.7。
2016年中國首超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的貨物貿易夥伴，中方數據顯示兩國貿易額儘管因匯率、經濟環境等因素有所下降，但仍達5196億美元。2015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年度流量首超美國對華，2016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300億美元。截至2016年底，美財政部數據顯示中國僅次於日本為美國第二大債權國，持有美國國債1.2萬億美元。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空間活躍，已開通了90多條往返中美的航線，每天平均有1.4萬人在兩國之間往來，目前有超過30萬中國學生在美留學。
一個當年《上海公報》談判和簽署者都未必能料到的現實是，中美關係只用不到半個世紀時間便真正成長為一組世界性的大國關係，更形成事實上的競合關係--既互為重要合作夥伴、又互為主要競爭對手，彼此協調合作和競爭摩擦都遍及雙多邊和全球層面各個領域。中美實力差距的迅速縮小預示著兩國關係的“歷史交叉點”即將到來，多種分析預測中國最快將在2030年前後實現GDP超美。這一趕超趨勢已對雙方處理彼此關係的心態和方式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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