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進入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有哪些變化最顯著，那麼可以認為，除了兩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結成事實上的利益共同體，便是中國處理對美關係的自信不斷增長、設置議題能力的不斷提高。一方面，美國繼續自視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決意保持領先優勢，同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追求絕對安全的方式維護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另一方面，中國的利益範圍持續拓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的實力不斷增長，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利益衝突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因中國實施“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合作等倡議，美國對中國正另起爐灶構建新的國際體系的猜疑變得深重。過去兩年多，美國國內掀起對華政策辯論，主張放棄對華接觸政策的聲音不絕於耳。
中美關係重新面臨“向何處去”的疑問。日益突出的複雜現象是，在兩國高層接觸和各領域對話磋商密切活躍、彼此利益更加深度交融、重大問題協調持續不斷的同時，兩國社會制度和價值形態的不兼容、金融和經濟利益的摩擦衝撞、地緣戰略的相互競爭糾纏在一起，矛盾更加複雜難解，中美關係積極面的增長不足以壓制消極面的擴大，雙方仍不能確立足以將這一關係導向比不對抗不衝突更高精神境界和合作層次的根本共同利益，相反，那種認為把對方視為敵對國家和戰略競爭者有利於凝聚國內共識、主張在各自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去對方化”的聲音開始以“政治正確”的方式壓制、驅逐那些主張中美協調合作的聲音。這樣的現象才是導致越來越多希望中美關係好起來的人逐漸喪失信心的根源，也是未來中美關係不穩定因素滋生的土壤，同時還是人們在熱議“逆全球化”時有意無意忽略了的現象。
近年國內圍繞中美關係的討論可謂沸反盈天，一直存在著一種不健康的現象：每當兩國產生摩擦，“中美必有一戰”的聲音便高亢不已；如遇雙邊關係顯示改善跡象或重要高訪進行，“中美攜手共治世界”的夢噫又一片繁盛。當芸芸眾生已經麻木了風中搖擺之時，冷靜、深刻的思考顯得尤其珍貴。思考的核心問題應是：中美關係的確定性應如何培養，雙方合作的理性目標如何界定？
會有第四個聯合公報嗎？
衡量一組雙邊關係穩定性、確定性的標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有足夠的法律和政治文件加以框定（DEFINE）。對中美關係這樣一組複雜關係而言，政治文件的作用不僅是道義上的，也具有法律意義。
現距中美之間最後一份聯合公報的發表已經過去30多年了，儘管三個聯合公報仍有現實意義，但它們的內容已不能完全覆蓋當今世界和中美關係的基本特征，《上海公報》對越南問題及亞洲其它問題的看法早已過時，美國售台武器的事實操作一再突破“八一七公報”中的美方“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默契，台灣問題也不再是中美關係居於表面的唯一核心難題，如今需要兩國領導層傾力關注、妥善處理的共識合作點和分歧敏感點大多是全球性的。
最重要的是，中國在成長，美國在改變，中美關係的性質和影響今非昔比了，其所依托的世界也大不相同了。如果說上海公報重點解決的是在美蘇爭霸背景下中美相互靠攏並打開重新交往之門的問題，建交公報重點解決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美國交往的地位問題，“八一七公報”聚焦的是美國售台武器問題，那些現如今中美之間需要的指導原則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合法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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