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際，西北商道進一步繁榮。唐代經營西域，規模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州縣；在碎葉、龜茲、疏勒、於闐設立四鎮，絲綢之路更形暢達，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遠者，不是朝廷使節，而是對大食（阿拉伯）作戰被俘的杜環。杜環是史學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環於唐天寶十年隨西安節度使高仙芝與大食戰於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軍敗，被俘往亞俱羅（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庫法），行跡達波斯、苫國（敘利亞），於寶應元年附商船回廣州，作《經行記》，書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邊防典》摘引數段，其關於西亞各國社會生活、伊斯蘭教信仰的記述真實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眾說法”。文中還錄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銀匠、畫匠、綾絹織工、造紙匠的姓名，是中國工藝西傳的直接記載，尤其難能可貴。
艱險而悲壯的絲綢之路上的一支異軍
宗教作為人們對“終極關懷”不倦追求的產物，往往使信徒產生一種排除萬難的精神力量，勇於孤行獨往、百折不回地求經、傳道，從而成為艱險而悲壯的絲綢之路上的一支異軍。如東晉僧人法顯“慨律藏殘缺”，“至天竺尋求戒律”，其行跡的遙遠連“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幾類宗教信徒往還於絲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絲路來華傳教。原籍天竺（印度），生於龜茲國（今新疆庫車）的佛教高僧鳩摩羅什，沿絲綢之路長途跋涉至長安傳經，與真諦、玄奘並稱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南天竺人菩提達摩從南印度沿海上絲綢之路，航行至廣州，北上洛陽，後住嵩山少林寺，創立禪宗。鳩摩羅什和菩提達摩是外域佛徒沿絲路來華傳法的兩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經。中國佛教徒不滿足於域外帶來的佛學經典，而親往印度求經的不在少數，卓越者前有東晉法顯，後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異域傳道。如果說法顯和玄奘的主要功績是“西方求法”，那麼鑒真則是“異域傳道”的卓越典範。這些高僧憑著頑強意志和超常毅力，歷盡艱難險阻，方完成文化傳入或文化傳出的偉業，確乎是人類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絲綢之路不僅是歷史的遺跡，它從蒼茫的古史走來，正延展為活生生的現代交通大動脈，聯繫著亞歐大陸東西兩端諸文明。
（作者馮天瑜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
趙匡胤與海上絲綢之路
呂文利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隨著指南針發明、航海術發展，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海上貿易量居世界前列，是當時最重要的海洋國家之一。要造就這樣一個經濟強國，除了得有馬背上一統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備除舊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趙匡胤，就是這兩種能力最好的詮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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