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黨員結構的“淺藍化”。從省籍結構觀察，國民黨黨員結構的“本土化”早在李登輝時期就已完成，無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黨代表、中常委，台灣本省籍的比例均已超過外省籍。但是從意識形態的光譜看，“深藍”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對黨內權力分配具有關鍵影響。每次黨主席選舉都存在的“得黃復興者得天下”聲音，說明由“外省、深藍”背景、投票熱情較高的退伍軍人組成的“黃復興黨部”對國民黨主席選舉的結果具有關鍵影響。但是2017年舉行的國民黨主席選舉，黨員結構出現重大改變。在各候選人紛紛號召新黨員加入的情況下，截至2017年4月7日，國民黨黨員總人數為949027人，具投票權的黨員人數為465084人⑥。新增的13萬多具投票權的黨員中，“約12.5萬人為一般黨員，黃復興黨部黨員僅增加1.8萬人”⑦，“黃復興黨員在黨主席選舉中的比例由上屆的約1/3下降到1/4”，顯示黃復興黨部黨員在黨主席選舉中的比重被稀釋，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大幅降低。這一結構變化說明國民黨黨員結構“淺藍化”完成，黨主席選舉主導力量已由“深藍”的黃復興黨員轉變為“淺藍”的一般本土黨員。
二是黨務運作的“地方化”。國民黨權力運作體系的“本土化”有多個面向，其中最為顯著的標誌是地方黨部主委遴選任命方式的變化。國民黨逃台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國民黨中央依靠威權體制、龐大的黨產與豐富的行政資源，牢牢掌控地方黨部與地方派系。地方黨部主委大多數時間扮演“黨主席在地方第一線的耳目”角色，發揮“協調派系政治資源”、“派發選舉利益”等功能。即使在2000年國民黨在台灣首次下台，國民黨仍依靠著對地方黨公職樁腳與農漁會系統的掌控，以及黨產的分配，繼續控制著地方黨部。不過，隨著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顯著改變，國民黨中央與地方黨部的關係出現新的變化。早在馬英九擔任黨主席期間，黨內就曾多次出現要求黨部主委直選的聲音，馬英九還一度將此議題當作參選黨主席的政見，但礙於黨內對“一旦直選，地方黨部將派系化”的擔憂，有關這一議題的提案僅停留在研議階段，未能落地實施。2016年國民黨在台再次丟掉政權後，黨內外的政治形勢再次出現劇烈變動。在民進黨當局全力追殺下，國民黨龐大的黨產被凍結，面臨充公的命運。喪失了黨產的黨中央已經不能像過去一樣給地方黨部挹注資源。地方黨部不僅享受不到黨中央以往挹注的大量“奶水”，反而要承擔為黨中央“募款”功能。2016年9月4日，國民黨“全代會”在多數黨代表與中央委員支持下通過黨章第26條修改案，將地方黨部主委的產生方式由過去的黨中央直接任命調整為由地方黨員直選。同時規定，黨章修訂一年內實施完畢。國民黨這一黨務運作制度的重大變革是繼2000年實施黨員直選黨主席後的第二次重大黨務變革，標誌著國民黨黨務運作體系“地方化”邁出實質一步，並預示國民黨政黨文化、地方政治生態等將發生新的轉變。未來不僅國民黨與台灣地方連結的程度更深，而且黨中央與地方黨部的關係將出現新的變化，地方黨部很可能不再是黨中央的“直營店”，而朝“加盟店”方向轉型。
三是意識形態的“本土化”。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本土化”從蔣經國時期開始，歷經李登輝、連戰、吳伯雄、馬英九、朱立倫等黨主席時期而逐漸深化。儘管洪秀柱擔任黨主席後，試圖減緩甚至扭轉這種趨勢，將國民黨拉回到“認同本土、兼顧大陸”的道路，但是2017年黨主席選舉“本土派”、“淺藍派”代表吳敦義勝選的結果，標誌著國民黨意識形態“本土化”之路已經不會回頭。從吳敦義一貫的大陸政策主張及其政治背景來看，未來國民黨政黨信念的“台灣化”、政黨目標的“避統化”、“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兩岸定位的“維持現狀化”、台灣前途的“自決化”等方向難以扭轉。國民黨在一個完全出身本土的黨主席帶領下，意識形態已經很難回到“支持統一、促進統一”的狀態。在“大中國情懷”上，吳敦義即使出於民族血緣關係，堅持認同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身份，但對中國的情結、對中國人的認同已不可能與馬英九、洪秀柱等“外省籍黨主席”同日而語。
當然，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本土化”並不意味著“台獨化”。依目前形勢看，國民黨儘管為了貼近本土，對意識形態進行了一定程度調整，但是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反對台獨”三大論述為支柱的大陸政策路線暫時不會改變。首先，會繼續認同“九二共識”。當前島內多數民眾支持“九二共識”，而且“九二共識”在過去多場選戰中都被證實是國民黨最大優勢。所以無論基於何種考慮，未來一段時間國民黨仍會堅持“九二共識”。其次，會突出強調“一中各表”。國民黨為了爭取島內民眾認同，在“九二共識”後面增添一個“各表”尾巴。馬英九時期如此，未來的吳敦義時期更會如此。只不過，過去馬英九講“各表”主要是講給台灣民眾聽，在與大陸的直接互動中並沒有刻意凸顯；但如今吳敦義在首次與習近平總書記的互動中便搬出所謂“原汁原味版本”的“一中各表”，顯示國民黨未來對“各表”的在意程度會更高。不過，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刊登的對吳敦義的專訪中，吳明確表示他所主張的“一中各表”不會表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延續了馬時期的基本政策，顯示其“各表”與民進黨的“台獨”還是有實質區別。第三，不會放棄反對“台獨”。在島內多數民眾對“台獨”抱有強烈擔憂與疑慮的政治環境中，反“獨”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最明顯的區隔，是國民黨爭取藍營及中間選民最有利的武器。未來國民黨不管是為了政治理想，還是政治利益，反“獨”的立場都不太可能鬆動。
“地方化”、“本土化”
是國民黨在台發展的自然結果
國民黨的“地方化”與“本土化”是台灣政治環境演變的自然產物，也是國民黨未來在台生存發展的必然要求。“國民黨今後只要不甘淪為‘永久在野黨’，企圖爭取政執政，就不能不順應台灣本土化的政治環境，徹底走向本土化”⑧。從政黨變革的內外部因素看，無論是島內外政治現實環境的改變，還是國民黨自身政黨目標的調整，或是國民黨領導者、領導群體的世代變遷，都促使國民黨不得不朝“地方化”、“本土化”方向發展。
（一）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是台灣地區內外政治環境變化的客觀產物
政黨變革理論認為，“政黨變革在原則上是領袖變動、黨內主導集團的變化以及外部刺激的結果”，其中外部發展環境的刺激往往會成為“最終導致變化的重要催化劑”⑨。就國民黨在台發展演變而言，島內、兩岸乃至國際政治環境的變遷對國民黨的“地方化”與“本土化”具有重大影響。
一是台灣政治體制的變遷深刻影響國民黨的“地方化”、“本土化”。導致政黨發生變革的“外部刺激”包括“重要的憲政改革、公共資助、重要的新政黨誕生”、“選票比例與政黨席位的變化”⑩等等。翻開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的歷史篇章，台灣政治體制每一次重大歷史變革都深深影響著國民黨意識形態與組織體系的變遷，成為國民黨由全國性政黨向地方性政黨轉型的重要催化劑。1980年5月14日基於台灣本土的《選罷法》正式公佈實施、1986年9月28日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誕生、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當局在台維持38年之久“戒嚴體制”解除、2000年3月18日國民黨首次丟掉台當局政權、2016年1月16日國民黨首次丟掉“立法院”第一大黨的寶座，每一次台灣政治發展的重大變動都給國民黨造成強烈衝擊。一次次衝擊之下，長期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國民黨政權不得不面對現實，推動台灣政治體制、選舉制度的地方化改造，並在這種改造當中實現自身由“全國性政黨”向“地區性政黨”的轉型⑪。在“一黨專制”時期，國民黨尚能通過獨裁統治抗拒“本土化”，但在競爭性選舉制度實行、“權力市場化”之後，國民黨在新的政治結構以及台灣本省人佔絕對優勢的人口結構下已經難以阻擋“本土化”。
二是兩岸及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迫使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地方化”、“本土化”。國民黨“逐鹿中原”理想的喪失、“偏安台灣”心態的產生，與兩岸及國際政治環境的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昔日“反攻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歷史抱負”在海峽兩岸與國際政治環境變化的現實面前成了“歷史笑話”，當“台灣政治的本土化及其形塑的‘兩岸兩國的定位’、‘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台灣人選台灣人’、‘台灣主體性’、‘守護台灣主權’這些概念已經被台灣社會或者說被多數台灣民眾所接受”，國民黨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現實，只好被迫對意識形態、組織體系等進行新的調整。當國民黨認識到“統一中國”已成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又不甘心被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時，它只好選擇“立足台灣、經營台灣、扎根台灣、偏安台灣”。
三是選舉競爭的壓力促使國民黨的組織體系進行“本土化”、“地方化”改造。根據政黨變革理論，“選舉場所交換意義上的選舉失敗與選舉情況惡化是外部挑戰的經典形勢，對政黨產生了非常大的壓力”⑫。國民黨在台灣地區選舉競爭中的多次失敗經歷，均給其發展造成強大壓力。距今最近的一次選舉失敗經歷，更成為國民黨組織體系“本土化”加速進行的催化劑。2016年兩項選舉，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民進黨上台後，加緊利用“不當黨產條例”等立法手段對國民黨展開政治追殺，將國民黨賴以生存的黨產悉數凍結。嚴酷的政治環境之下，國民黨經費募集體系被迫實施變革。2016年11月9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黨公職人員募款責任額制度”。該制度實施後，“國民黨所有黨公職分為26個類別，上至黨主席，下至鄉鎮市代表會副主席、鄉鎮市長及地方區黨部主委，各有不同責任額度”。募款制度的變化牽動著黨務運作體系的轉變。權力與責任的變動也倒逼著國民黨組織體系不得不由以往中央主導地方、指揮地方的“由上而下”運作體系朝中央結合地方、地方推動中央的“由下而上”的選舉機器運作模式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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