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2年，台灣鄉土文學論爭洶湧展開的前五年，余老就明確指出，相對於‘洋腔洋調’，我寧取‘土頭土腦’，此處所謂‘土’，是指中國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國感，而是實實在在純純真真甚至帶點稚拙的民間中國感。……不裝腔作勢，不賣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濫用典故，不效顰西人和古人，不依賴文學權威，不怕牛糞和毛毛蟲，更不用什麼詩人的高貴感來鎮壓一般讀者，這些，都是‘土’的品質，要土，索性就土到底，拿一把外國尺來量中國泥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1972年以後，余光中的鄉土經驗更加寬廣，鄉土情懷依舊濃烈，從少年時用川語寫《揚子江船夫曲》到過世前不久寫泉州老家永春荔枝，凡70年。在當今華人世界，像他這樣持久不斷地深入故國腳踏鄉土，不斷地將各種民間情景族群風物化為詩文的作者，少之又少。
一些提倡鄉土文學的文人，有太多“應該”的觀念而無深厚的觀察和體驗，他們的作品往往缺乏感人的力量，只是一種表態，或者流於一種姿態。對於這一偏頗，余光中有清醒的剖析：“其實，為大眾寫的作品，尤其是強調某些社會意識的東西，未必真是大眾喜歡的讀物，許多感時憂國或者為民請命的作品，其實只有高級知識份子自己在讀，自己在感動。有些社會學批評家，自己寫不出雅俗共賞的文章來……他們強調的大眾化，恐怕也只是企圖使大眾接受他們認為正確而健康的那一類文學而已。這種充滿革命熱忱的浪漫主義，真要貫徹的話，只恐既非文學，也非大眾之福。”
對於四十年來台灣文化圈（包括台港澳的華人文化圈）內的中國文學，余光中在《向歷史交卷》一文中強調了它的特殊性，他說：在台灣，平時與戰時的難以劃分，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潮的難以諧和，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價值脫節，大陸遷來海島的鬱悶心境和懷鄉情緒，二十年來（1950—1970）表現在作家的筆下，相激相蕩，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一種異於五四早期新文學的所謂現代文學。
現在，大陸也經歷著“傳統文化與西方思潮的難以諧和，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價值脫節”，兩岸文學交流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兩種曾經被割裂的文學的融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