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防止非西方價值觀尤其是中國發展模式威脅歐美制度。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歐美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遭遇了嚴重失敗，與中國集中統一的高效應對模式形成了巨大反差，雙方政治制度、社會治理、價值觀念的差異性極為清楚地展現出來。歐美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中的調整能力和自我改革能力嚴重衰退，歐美固化的“制度優越感”所帶來的對外“學習能力”也嚴重下降。但是，歐美并未過多從自身制度和治理方式角度反思抗疫不佳的原因，而是不高興於中國模式彰顯了他們的制度缺陷，并試圖誇大這種非新自由主義模式帶來的挑戰。歐盟甚至比美國更明顯地表現出在對華政策中維護自身模式、制度和價值觀的意圖。拜登政府也有意重申歐美在價值觀和制度上的一致性，迎合歐盟對價值觀外交的熱忱。總體上，歐美在人權、價值觀議題上還會繼續藉新疆、香港、西藏等具體問題，協調立場，對華施壓。
三、歐美對華政策協調的限度
拜登政府在贏得歐洲盟友信任方面可能會取得一些成績，但是歐美關係也存在一系列難以解決的結構性矛盾，限制著雙方對華政策協調的領域、深度和成效。跨大西洋同盟是霸權體系，是一種非對稱性關係，美國也必須要維持這種不對稱性，但是這種非對稱性已經顯著降低。軍事安全關係上，美國依然是絕對領導者，而在經濟、非傳統安全、規則制定和傳播等方面，歐盟具備了與美國的平衡性關係，在氣候變化、維護多邊主義、人權保護、發展援助等領域甚至展現出領導性作用。這導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歐盟追隨美國的意願顯著降低，尤其是在伊拉克戰爭、伊朗核問題等方面歐盟都展現出不服從美國的傾向。面對一個日漸自信、有明確戰略自主意願和自我戰略利益目標的歐盟，美國如何讓歐盟的自主派精英們繼續無條件追隨霸權是越來越重大的挑戰，尤其在對華關係問題上，美國想讓歐盟與其步調一致更是近乎一廂情願。
拜登政府非常清楚，要贏得與中國的長期的戰略性競爭，進行歷史性的投入（historical investment）和鞏固盟友關係是互不可缺的兩翼，前者也包括保護創新和知識產權、確保財富的增長能惠及所有人等。戰略計劃非常清晰、對路，但是當今美國的資源能否支撑其實現戰略規劃非常值得懷疑。實際上，未來美國對歐洲的戰略資源投入并不會有實質性增長，更多是在政策和觀念上對歐盟提供“聲援”。拜登的“盟友第一”戰略，主要是利用美國的聲望來凝聚、鼓舞盟友，推動盟友走到前台并承擔更多資源投入和行動任務，這與特朗普的“美國第一”政策沒有本質不同，衹是方式上讓盟友們感覺更受尊重。因此，慕尼黑安全會議後默克爾、馬克龍等歐盟領導人對拜登重塑大西洋聯盟的計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對於美國能否真正將承諾付諸實踐保持審慎。同時，美國越來越表現出將自身利益淩駕於盟友利益之上的傾向，甚至為自身利益而不惜損害盟友利益。例如，北溪二號是德國為解決能源安全而實施的項目，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出於反俄和國內石油利益集團利益，都表示了強烈反對，德國人對此難以理解也異常惱怒。
更重要的是，強化歐美對華協調尤其是對抗性的聯合行動并不能解決和彌補歐洲的貿易、市場和投資問題，不能解決歐洲的發展和經濟增長問題。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歐盟經濟一直增長乏力，新冠疫情進一步使歐盟經濟遭受重創。美國經濟也增長緩慢，市場規模無法明顯擴大，而2020年中歐貿易、投資卻逆勢增長，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如果歐盟過度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配合美國的對華競爭政策，收到的僅僅是表面的、空洞的所謂價值觀利益，損失的卻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歐盟內部的務實派、工商業界、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成員國如德國政府等，不可能不清楚個中利害。
此外，歐盟戰略界對於美國盟友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上的“不可靠性”認知也已日漸強烈，會在戰略上與美國保持距離。現在美國最大的“不可靠性”，是自特朗普政府以來國內政治的失序，歐盟精英對於拜登能否彌合美國社會撕裂、政治極化都心存疑慮。他們認識到美國政治的衰退既不是起於特朗普也不會終於特朗普。在對外政策上，美國外交戰略隨政府輪替而變動是一種常態，盟友對此都有一定心理預期和承受能力。但是自小布什開始，美國對外政策變動的劇烈性和搖擺的幅度，越來越超出盟友們的承受範圍。盟友們在實際行動上，會更為審慎地把控與美國戰略的綁定程度和投入力度。尤其是對當前的歐盟而言，如果不能在對華政策上“獨立自主”，其所謂的戰略自主形象將會大打折扣。目前，歐美關係一定程度的修復和熱度，很大程度上是對“讓人憤怒”的特朗普盟歐洲政策的情緒性、宣洩式的“報復”。拜登政府的政策暫時可能會對一部分歐洲盟友起到“心理安慰”作用，但是這種“修復關係的熱情”，會隨著解決雙方長期存在的各種具體的結構性問題而消退。
歐盟內部對華認知和政策也并不完全一致，作為歐盟的領導國，法、德的對華政策就存在一定差異。馬克龍的法國更願意通過其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優勢，來體現和推進歐盟的戰略自主，在對華政策上有較多主動作為，比如較為頻繁地到南海進行“航行自由”行動、積極參加在印太地區的聯合軍事演習等。德國的對華政策則相對沉穩、務實，更願意通過對話、協商尋找中歐的共同利益。中美安克雷奇對話之後，默克爾在歐盟領導人峰會上表示，歐盟與美國有共同的價值觀，但是也有自己的利益，這不僅關乎經濟利益，也關乎“歐洲的主權”，歐盟應該發展獨立的對華政策。2021年4月7日，習近平主席與默克爾總理通電話，默克爾又表達了繼續推動中德、中歐對話合作的意願。
結論
采取積極行動來體現歐洲在保護人權、促進民主等方面的領導角色，已經成為歐盟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一大取向。伴隨拜登政府發出團結盟友的信號，歐盟也展現出修復跨大西洋關係的熱情，在與中國進行經濟、技術競爭，維持歐美全球主導地位方面，雙方有共同利益，對華協調行動中將會有更強的價值觀色彩。但是，歐盟有不同於美國的對華戰略利益訴求，歐美之間也存在無法克服的結構性矛盾，對華政策難以步調一致。中歐戰略夥伴關係的經濟基礎、民意基礎依然牢固，但是要積極防範歐盟在政治和價值觀上可能會采取更為過激、更頻繁的行動。除了繼續加強經濟、投資方面的合作，中歐還要拓展更多務實合作領域，尤其是在氣候變化、數字和網絡安全、全球發展治理和消除貧困、疫情之後的經濟復蘇和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維護多邊主義等歐盟較為關心的議題上，中國可以采取更為開放、主動的姿態，與歐盟開展實質性合作，積極引導和塑造中歐關係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①European Parliament, "A European Magnitsky Ac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stronger-europe-in-the-world/file-a-european-magnitsky-act
②European Commission,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20_2285
③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2021 Virtua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2021-virtua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5月號，總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