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來看，美歐之間在經濟領域的競爭也難以消解。歐盟希望通過發展數字經濟來增強參與未來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實力，提升歐盟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因此持續推進數字與技術主權政策，發布了《歐洲數據主權》《人工智能白皮書》等多部重要文件，力圖增強對本土數字市場的控制權，推動歐盟數字企業的發展、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數字經濟的增長⑦。這與美國近年來頻頻收購歐盟本土的新興公司，以維持谷歌、蘋果、亞馬遜等來自美國的大型科技公司利用其數據壁壘、技術優勢、平台規則在歐盟數字市場形成的壟斷地位與數字霸權的戰略形成衝突。
這也是中歐增進雙邊合作的機遇。在疫情持續的背景下，消費習慣和生活觀念的轉變將推動各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對網絡基礎設施和數字技術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中國與歐盟作為主要的數字經濟體，在數據跨境流動、數字貿易、數字技術標準方面展開合作，不僅可以提升雙方的數字經濟競爭力，同時將有助於形成更公平、開放的數字時代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與規則框架，滿足雙方的發展利益。
因此，新時期的中美歐大三角關係將呈現出競爭與合作頻繁變動的不確定性，不會快速形成戰略上的對抗。儘管中歐在制度上存在較大差異，但中國具有能够持續性貫徹對外政策的內部政治環境，同時在數據主權、互聯網治理、綠色合作等方面享有共同的發展利益，深化經貿合作的前景廣闊。而美歐方面的根本立場儘管一致，但當下華盛頓留下的鷹派集團成員以及特朗普在全美國的7000萬支持者將成為拜登實施“以利益換取地位”的傳統建制派精英路綫的重要制約。拜登政府的首任四年須在區域主義和本土主義之間、在恢復大國外交風範與保持執政地位穩固之間不斷尋求平衡，其多邊主義立場以及修復大西洋同盟關係的政策能否保持穩定仍然存疑，歐洲將會汲取特朗普時代的教訓，不使自身在美國發生政治變動時再次陷入窘境。
變局之下，把握中美歐新三角、推進中歐合作應該著重處理中美矛盾，從容看待中歐關係波折。歐盟追隨美國政策對華施壓，其“表態意義”基本大於實際政治意義或宣稱的經濟制裁效力。中國應保持足够的戰略耐心，并給予歐盟一定的調整空間，以包容的姿態處理中歐關係進展中的矛盾。
同時，管控中美矛盾應善用歐美分歧，保持中國經濟的戰略競爭力與對外吸引力。隨著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中國作為未來最大的世界市場與重要的投資藍海，勢必也會在調節中歐、中美關係方面掌握一定的主動權。2020年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所謂的“經濟脫鈎”“金融脫鈎”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美國繼續與中國簽訂經貿協議，維護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利益，繼續與歐盟競爭中國市場，而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反而遲遲未簽訂。因此，須保證中國自身經濟發展良好，堅定實施“雙循環戰略”，為國際價值鏈、產業鏈的穩定運行和轉型升級作出重大貢獻。打鐵還需自身硬，衹有中國經濟強大，才能在調節中美歐三角關係中掌握主動權，為推動中歐合作形成有利的外部環境。
三、保持戰略定力，推動中歐關係行穩致遠
當下，歐盟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采取的在中美兩方之間不斷平衡、反復選擇的政策則也是給中歐合作帶來不確定性的內部因素。因此如何在變中求新，把握中美歐新三角關係的特徵；穩中求進，推動中歐關係實現良性發展，是面對2021年3至4月中歐關係陷入頻頻風波應著重思考的問題。
首先，推進中歐合作需要明確中歐之間互為重要的戰略市場，用共同利益凝聚合作共識。隨著大國之間的實力對比關係與國際權力格局面臨調整，歐盟希望增強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力量，追求“戰略自主”“經濟主權”，提出了一系列增強本土經濟競爭力的戰略規劃。中方應發揮自身能動性，更積極地回應歐盟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期待。在綠色合作、數字領域等方面深化雙邊合作，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以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制度型開放夯實雙邊經貿合作的基礎，彰顯中國廣闊的消費市場與體系齊全的生產體系對歐洲發展帶來的經濟紅利⑧，從而增進歐盟對華立場的連貫性、一致性。
同時，面對歐盟在人權問題等意識形態層面對華的日趨強硬，中國應該有禮有節，把握雙方關係的合作主基調。儘管在中美博弈加劇、美國示好歐盟的情況下，歐盟為了本土利益的最大化，采取了在意識形態上日趨強硬、在經濟層面有利則柔、無利則剛的“政經分離”策略，但這并不能將歐盟對華政策出現根本性轉變，中歐關係發展的主基調依然是合作大於分歧。面對中歐關係在不同領域上不同態度態勢的多層次、複雜性特徵，需要避免意識形態這種長期存在的制度性差異成為阻擋中歐合作的絆腳石。在被觸及到核心利益時，中國要勇於實施精準的反制裁；但更應強調中國與歐盟在促進全球治理、維護國際安全、推動多邊主義等方面的共同立場。中歐在自由貿易、綠色發展、氣候治理等具體問題方面具有深厚共識，雙方應共同為促進全球治理，推進世界的多極化發展，捍衛多邊主義的全球秩序貢獻力量⑨。
歐盟一直在世界事務的協調中扮演重要角色⑩，在全球局勢變化中保持一定的獨立與自主。因此推動中歐合作并不意味著中歐關係需要從根本上轉型為夥伴，在“非美即中”中做出選擇，要避免采用“非友即敵”的簡單綫性邏輯，僅僅因為當下在部分領域出現波折就否認雙方增進合作的可能性。
中國應該以經貿利益是凝聚合作共識，推進務實合作；同時通過做大蛋糕、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方式增強自身的議價能力，拿捏外交分寸，以積極推進務實合作為主、輔以開展原則性鬥爭；引導歐盟對中歐關係 “站高看遠”，以互惠合作與發展利益增強中歐關係的向心力。
注釋：
①王朔，互利共贏：中歐關係步入新階段[J]，人民論壇，2020(03):76-79。
②馮仲平.中歐關係“大年”要有“大考”意識[J]，現代國際關係，2020(01):13-15。
③中國新聞網，中國成歐盟最大貿易夥伴：在“最壞時代”逆勢前行，2020年2月17日。
④張利華，歐盟對華政策的“不變”與“變”[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12)：74-81。
⑤張驥，歐盟如何才能儘快找準戰略定位[N]，環球時報，2020年7月24日014版。
⑥張健，歐美關係走向及其對中歐關係的影響[J]，現代國際關係，2020(12):15-17。
⑦邱靜，中美數字科技博弈中的歐洲策略，現代國際關係，2020(09):8-15。
⑧張利華，歐盟對中國政策立場新動向及應對建議，人民論壇·學術前沿[J]，2020年7月23日:2-9。
⑨馮存萬，全球治理變化與中歐合作拓新[J]，國際論壇，2020(01):41-54。
⑩于洪君，呂楠，熱話題與冷思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歐盟與中歐關係[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6):23-30。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5月號，總第2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