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後，美俄“新冷戰”主要在三條戰綫同時展開。
外交上，美國要求俄羅斯把克里米亞歸還烏克蘭，指責它違反國際法并試圖恢復蘇聯帝國主義。俄羅斯稱其行為合理合法，因為西方支持的烏克蘭違憲政變威脅烏克蘭俄語民族的安全和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利益，何況有西方支持的徹底違反國際法的科索沃獨立在先。當美歐抵制俄羅斯索契G8峰會并以布魯塞爾G7峰會取而代之時，俄斷然宣布退出G8，徹底終結了冷戰後俄羅斯逐步融入西方的進程。美俄在聯合國安理會數次就烏克蘭危機展開“雞同鴨講”式的舌戰。為阻止特朗普上台後與俄羅斯改善關係，奧巴馬卸任前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嚴厲外交制裁，驅逐數十名俄外交官，并查封俄在美的一些外交設施。2017年8月初，特朗普簽署美國國會通過的對俄、伊、朝的制裁決議，對特朗普徹底失望的俄羅斯不再忍耐，立即要求700多名美國外交官離開俄羅斯。2018年3月上旬，俄羅斯前特工中毒案在英國發生後，美國力挺英國，藉機驅逐60名俄外交官，立即遭俄羅斯對等報復。美俄還互相關閉了駐對方的一些領事館。這種輪番上演的大規模互相驅逐外交官和關閉領事館的現象在美蘇冷戰時期也不多見。如今，除了總統間和外長間并非友好的偶爾通話外，美俄間常規的官方聯繫渠道幾乎衹剩下各自駐對方的大使館。
經濟上，美俄陷入輪番升級的制裁與反制裁的雙輸博弈之中，俄羅斯能源、軍工、金融等關鍵行業是美國制裁的重點，這些行業的總裁及普京的許多親信也成為制裁對象。美俄受制裁的政要都稱因被制裁而感到驕傲，尤其是普京特地在被制裁的銀行開帳戶并存入工資。當美國以俄是馬航MH17事件的幕後黑手且沒積極配合調查為由，對俄實施第四輪制裁後，普京下令實施全面反制裁。當美國以俄羅斯繼續支持烏克蘭東部反政府武裝為由實施更嚴厲的第五輪制裁時，俄羅斯也立即進行反制裁。2018年4月上旬，美國藉俄羅斯前特工中毒案對俄實施所謂最嚴厲經濟制裁，一度導致俄羅斯股市崩盤和盧布急跌。同年8月初，美國再以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和干涉美國大選為由對俄實施嚴厲制裁，被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稱為對俄“全面貿易戰”。俄羅斯為了避免美國制裁導致更大損失，連續大規模拋售美債，買入黃金，以致它持有的美債從1000億美元左右急降為僅一百多億美元。2020年8月俄羅斯反對派領袖諾瓦利內中毒事件發生後，美國及其歐洲盟友立即認定俄羅斯是幕後黑手，并實施對俄新制裁。長期制裁與反制裁使美俄經貿關係幾乎斷絕。迄今美俄之間經濟制裁與反制裁到底實施多少輪了，也許連它們自己也不清楚。
軍事上，美國在烏克蘭危機後宣布中斷美俄軍事交流，俄羅斯則宣布停止美俄年度核武核查，終止與美國的航天、軍工合作。從此美俄軍事關係中衹有對抗，沒有任何交流合作。近年來，美俄相互指責對方違反《中導條約》和《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美國更是在2018年10月下旬宣布退出《中導條約》。2020年5月下旬，美國又宣布將退出《開放天空條約》，而俄羅斯於2021年年初宣布啓動退出該條約的國內程序。至此，除最後一刻得以延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外，美俄間所有軍事條約都成為歷史，全球戰略穩定由此遭受嚴重衝擊。與此同時，北約與俄羅斯針鋒相對地加緊進行冷戰式軍事部署，頻繁舉行大規模實戰化軍演，不斷相互挑釁，隨時準備戰爭。美國在向烏克蘭出口先進的致命性武器、不斷加強美烏軍事安全合作的同時，率領北約不斷向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三國增兵并頻繁舉行各種針對俄羅斯的軍演。而俄羅斯不斷舉行包括戰略導彈部隊在內的大規模軍演。2017年9月中旬，俄羅斯與白俄羅斯舉行其獨立以來最大規模軍演，俄白聯盟10萬軍人參與。2018年10月11日，俄羅斯陸海空戰略核力量突然進行戰備演習，對北約進行核威懾。而北約與烏克蘭於次日首次在烏克蘭舉行“晴空—2018”的大規模軍演，對俄進行反威懾。當北約於2018年10月下旬在靠近俄羅斯邊界舉行冷戰結束後最大規模演習——“三 叉戟”軍演時，俄羅斯率領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舉行聯合軍演，向北約隔空叫陣。2019年和2020年，雖然北約國家和俄羅斯都遭遇經濟低迷和史無前例的新冠疫情，但各自以對方為假想敵的各種軍演數量和規模都有增無減，甚至包括多次核戰爭演練。“據報道，北約和美國此前制定了（針對俄羅斯的）多領域戰鬥行動構想，即從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和網絡空間同時發起戰鬥。這些行動將從大規模集中空襲開始，在極短時間內弄垮敵方的核設施、主力戰鬥部隊、指揮和通訊中心、能源供給等”；而俄羅斯智囊“提議俄軍使用回應性或先發制人的空天軍打擊，在一個偵察打擊空間內使用所有武器，在敵方入侵初始階段給對方造成重創”。〔7〕
而且，在美俄關係不斷惡化之際，烏克蘭與格魯吉亞這兩個俄羅斯的死敵拼命投入美國懷抱，美國則樂意把它們當作反俄馬前卒。作為北約的兩個新夥伴國，烏克蘭與格魯吉亞力圖早日加入北約。如果北約正式接納烏克蘭，俄羅斯必然會作出強烈反應，甚至公開出兵烏克蘭東部，而美國除了對俄實施更嚴厲的經濟和外交制裁外，很可能以北約的名義出兵烏克蘭西部，防止俄羅斯拿下整個烏克蘭，其結果將是烏克蘭在美俄“新冷戰”加劇中分裂為兩個對抗的政治實體，甚至成為美俄軍事衝突的前沿陣地。
為何綜合實力遠不如美國的俄羅斯敢於在烏克蘭危機後同美展開針鋒相對的“新冷戰”較量？原因不少。第一，普京和奧巴馬一硬一軟的個性。普京沉著果敢，穩打穩扎，充分顯示了捍衛國家利益的堅強意志，獲得了強大國內民意支持（從出兵克里米亞前的約60%一路飈升到穩居80%以上〔8〕）。而吸取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教訓的奧巴馬在應對烏克蘭危機時很謹慎，一開始就排除了動武的選項，被美國共和黨保守派指責為美國有史以來最膽小的總統，甚至被一項美國民調評為二戰以來最糟糕的美國總統。〔9〕
第二，儘管惺惺相惜的普京與特朗普多次互贊，但終究難敵積重難返的美俄體制性對抗和根深蒂固的美俄兩個戰鬥民族的國民性敵對。長期籠罩在“通俄門”陰影下的特朗普試圖以對俄強硬洗脫嫌疑，而對改善美俄關係徹底失望的普京依托超高民意支持和強大軍力對美強勢反擊。
第三，烏克蘭對俄比對美更重要。烏克蘭是俄羅斯主導的後蘇聯空間的重要一員。同屬東斯拉夫民族的烏克蘭與俄羅斯有二千多公里的共同邊界和千絲萬縷的歷史文化聯繫，又在能源和軍火市場上相互依賴，經濟上與俄高度互補。因此，俄羅斯必然“在利益緊密相關的地區維護自身的支配性影響，并驅除任何其他大國在該地區的影響”，〔10〕必然不許它完整地倒向西方。所以當亞努科維奇政權被推翻以致烏克蘭“脫俄入歐”難以避免時，俄羅斯果敢“收回”克里米亞，并大力支持東部分離勢力對抗基輔新政權。而美國雖需要烏克蘭充當反俄馬前卒而力挺之，但又犯不著為了并非盟國的烏克蘭與俄軍事攤牌。
第四，俄羅斯可用大量精力應對烏克蘭危機這個心腹大患，而美國需要同時應對東亞、中東、東歐三大地緣戰略區的緊張局勢乃至全球性事務，極力避免讓烏克蘭危機影響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
第五是最根本的原因，即俄羅斯成功運用了“不對稱中的對稱”戰略，即在整體軍力和綜合力量都遠不及美國的情況下，極力保持對美戰略核威懾，維持與美國的核恐怖平衡，以懾止美國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敢對俄羅斯開戰。普京警告西方，萬不得已時俄將以先發制人的核打擊應對美國和北約的軍事侵略。他說：“別惹我們，我提醒你們，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核國家之一。”〔11〕2018年10月中旬，普京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瓦爾代國際論壇上再次對美國及其盟友放狠話：“俄羅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部署方面已走到對手前面，將對侵略還以核打擊”；“俄羅斯的核報復將令對俄發動核打擊的敵人下地獄，甚至沒有後悔的時間，而俄羅斯人會升天。”2021年1月普京在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時再次警告西方：今日世界頗似上世紀30年代二戰前的世界，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會導致核戰爭，從而終結人類文明。
二、美俄“新冷戰”的邏輯
按照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美俄“新冷戰”完全符合大國競爭的邏輯，尤其是美俄關係的邏輯。它不僅理論上可能，而且實際上根源於世紀之交以來漸趨激化的美俄結構性矛盾，即美國霸權擴張與護持戰略同俄羅斯大國復興戰略的矛盾。
（一）美俄“新冷戰”的理論邏輯
國際關係史上最符合“冷戰”定義的是二戰後美蘇全面對抗，“冷戰”這個詞當初就是為美蘇對抗量身定做的，這正是人們幾乎總是把“冷戰”等同於美蘇冷戰的原因。美蘇冷戰開始後，雙方相互指責對方挑起“冷戰”，都把“冷戰”定義為對方對己方的不直接開戰的全面敵對政策。國內一般也把“冷戰”界定為二戰後以美蘇敵對為核心的東西方全面對抗。比如：“冷戰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形成的各自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東西方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緊張的鬥爭與較量”；〔12〕“冷戰是世界範圍內‘兩極化’的國際衝突，表現為世界上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兩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角力，兩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競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劇烈的軍備競賽。”〔13〕約瑟夫·奈沒有把“冷戰”限於戰後美蘇關係，他認為“冷戰”是一個無戰爭的緊張對抗時期，其特徵是兩個敵對國家不斷進行緊張的鬥爭，但雙方一直沒有訴諸武力。〔14〕但是，他的定義欠嚴謹之處在於：把“冷戰”等同於“冷戰”時期并把它局限於兩個國家之間。
“冷戰”其實指尚未爆發直接戰爭的國際行為體（包括國家、國家集團）間的全面對抗。當兩個國際行為體間的關係全面惡化（政治意識形態敵視、外交相互攻擊、經貿相互制裁以致隔絕、軍備競賽和軍事對峙乃至打代理人戰爭）但尚未進入直接戰爭狀態時，它們就進入了“冷戰”。“冷戰”是介於真正和平（即“積極和平”）與實際戰爭之間的某種國際關係狀態，它雖非總體國際關係之常態，但在國際關係史上并非罕見。在當今紛亂動蕩而又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如果說美蘇式的全球性、對稱性的“新冷戰”難再現，那麼地區性、非對稱性的美俄“新冷戰”完全可能。
首先，從總體世界局勢看，本世紀初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處於深刻、複雜的大變革大變局中。“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戰爭後，在“伊斯蘭國”等各種極端暴恐勢力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同時，隨著中國持續崛起與世界經濟中心和國際權勢東移，“20國集團”、“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等新興國際合作機制和區域力量集團興起，“一超多強”、“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世界格局進入劇烈轉型之中，世界多級化與世界單極化激烈較量。以中、俄等為代表的新興力量與美國為代表的守成力量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為了維護其相對衰落的霸權，美國同時在東亞、東歐、中東三大地緣戰略區極力遏制中、俄、伊等主要對手，致使這三個地區形勢同時惡化甚至陷入危機。如果說經貿高度相互依賴、社會密切交往的中美也打起了貿易戰因而陷入“新冷戰”的可能性尚且不能完全排除的話，那麼無經貿相互依賴和社會友好基礎（現在美俄民衆普遍互有惡感）、在能源和軍工領域互為最大對手且具有結構性戰略矛盾的美俄之間爆發“新冷戰”就完全可能。因為在霸權相對衰落的美國強勢護霸、中俄等反霸力量崛起、各種國際矛盾錯綜複雜、各種地區性衝突頻發的國際體系轉型期，世界充滿巨大不確定性。在沒爆發世界大戰的前提下，雖然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主題，但“新冷戰”并非不可能，它不過是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消極和平”的一種極端表現，也是國際關係本質的一種現實反映，符合大國競爭的歷史邏輯。有新保守主義學者早就指出，“現在就下結論認為幾十年的和平以及一些技術創新會改變人性和國際關係的本質還為時過早。”〔15〕
其次，從相似的強勢民族性格和國家歷史軌跡但迥異的政治哲學看，美俄近似天敵，衝突是必然的。與中國的中庸之道、“和合”文化與和衷共濟、協和萬邦的外交戰略不同，美俄都是唯我獨尊、愛冒險、喜攻伐的戰鬥民族，歷史上都是靠長期擴張而成的帝國式強權，都以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自居（美國新保守派稱美國是“新羅馬帝國”，而以東正教正統自居的俄羅斯自稱是繼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後的“第三羅馬帝國”），都具有強烈歷史使命意識和民族自豪感，都有自己的“例外論”（儘管當今俄羅斯在這方面遠不像美國那麼張揚）。“美國人相信有一種超自然力量決定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將他們引向擴張和征服。同樣，俄國人也把他們的沙皇視為上帝意志的執行者。”〔16〕美國強勢好鬥無需贅言。今日俄羅斯因限於國力雖不如沙俄和蘇聯那麼強力擴張，但傳承了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基因，以“戰鬥民族”著稱。在世界舞台上必然相遇的美俄兩大戰鬥民族，勢必在國際秩序和地緣政治等方面發生廣泛而激烈的衝突。
第三，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領域，雖然美俄都是反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它們仍是對手，儘管不是你死我活的美蘇式的全球敵手。俄羅斯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西化以後，美國仍視俄羅斯為集權主義國家，時常以保護人權為由抨擊俄羅斯主張的“主權民主”或“國家民主”，干涉其內政。而俄羅斯認為美國不代表民主，也不是愛好和平的基督教的真正代表。2013年9月中旬，普京投書《紐約時報》，稱“美國已不是民主典範，而是到處動粗的國家”。〔17〕2020年8月納瓦利內中毒事件發生後，美國嚴厲譴責俄羅斯，并聯合其歐洲盟友持續對俄施壓。2021年1月17日，納瓦利內一回國即被逮捕。西方則煽動俄羅斯反對派持續舉行大規模抗議示威，并要求釋放納瓦利內。而俄羅斯怒斥西方干涉其內政，并以判納瓦利內入獄3年和驅逐3名歐盟國家外交官作為回應。美國總統拜登稱俄羅斯應為此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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