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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時期，在全球市場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世界經濟前景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強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穩住中國外貿外資基本盤。 |
中評社北京6月4日電／外貿是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尤其需要外貿充分發揮暢通要素流動的載體作用、促進創新發展的帶動作用、聯通內外循環的橋梁作用。在此背景下，清醒認識“十四五”時期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變化，深刻研判國際貿易發展的新態勢新趨勢，探明風險挑戰的主要來源和深層次動因，積極探索推動外貿更好發展的新路徑新舉措，對穩住中國外貿外資基本盤、實現貿易強國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世界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增強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瑾文章分析，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尚未從危機中完全復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令世界經濟遭受嚴重衝擊。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下降42%；FDI降幅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同比下降了69%；外資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降幅較小，同比下降12%。
目前，發達國家仍是全球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的主體，但國際組織對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三大預測指標均顯示，新冠肺炎疫情對發達國家的衝擊超過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衝擊，這表明國際市場將大幅萎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認為，雖然世界經濟在2021年的復甦勢頭更強，但因復甦路徑的分化，不同經濟體之間、同一經濟體內部的復甦速度存在明顯差異，危機可能對經濟產生持久衝擊，多重潛在的風險並存，全球經濟前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改革開放以來，外貿一直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實現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十四五”時期，在全球市場萎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加大、世界經濟前景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強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更好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風險與挑戰，穩住中國外貿外資基本盤。
對此，一方面，要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強大引力場。特別是要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另一方面，要在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基礎上，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加快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數字技術發展推動數字化轉型
文章表示，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以5G、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已經引發了國際貿易規模、內容、結構、速度等方面的重大變化。未來，國際貿易的交易主體將由最終產品貿易、中間產品貿易發展到數字貿易，這一重大變化值得高度關注。
中國是全球貿易大國，是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服務貿易國。2020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服務貿易進出口總值4.56萬億元。在數字經濟浪潮中，我們能否把握全球數字貿易發展的大勢，進而成為全球數字貿易大國，關鍵在於能否用好數字技術、加快推動數字化轉型，需在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兩個維度有所突破，不斷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
實現數字化轉型，需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是制定旨在提升技術、推動生產和服務數字化發展的相關戰略與規劃，發揮規劃對企業投資的引導作用，鼓勵企業打造新型數字化供應鏈體系，建立進出口和數字化轉型綜合性服務平台；二是加大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加快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經濟建設，提升國家經濟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加快制定數字領域的政策和法規，切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立數字化風險防範機制，在數據市場開放的進程中確保國家利益、企業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數據安全。
國際經貿規則正在重構
文章指出，當前，全球貿易規則正處於重大調整中，WTO改革、數字貿易規則談判、國際貨物貿易規則細化、國際服務貿易規則完善等不斷推進。正是在國際經貿規則的重塑中，全球貿易的“新版圖”逐步清晰。
目前，國際新一輪開放已經從“邊境開放”向“邊境內開放”轉移，即從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邊境措施開放，向邊境內的體制、規制、標準和政策轉移，比如，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競爭中性政策等。在此背景下，中國加快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的任務較為緊迫。
如何更好順應國際經貿規則的新變化？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形成高效規範、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健全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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