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在美蘇戰略競爭為何失利？
蘇聯在美蘇戰略競爭中“失利”，根本在於沒有認真對待其東正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在彰顯其文化人格優長的過程中，蘇聯用盡了其社會主義制度初創期“紅利”，同時沒找到能有效克服初創之社會主義制度在現代國際政治競爭環境中所“彰顯”之“不足”的方法。不僅難以繼續讓該文化人格的積極效用發揮出來，而且還讓該文化人格的“不足”凸顯了出來。美國亦面臨著其新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所產生的跟蘇聯相類似的難題，但通過系列國家調整行為，不僅避免了其文化人格“不足”的凸顯，而且繼續發揮著其積極效用。
1.政治建設方面原因。蘇聯在極端險惡的國內國際環境中，建立起了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為其世界超級大國地位奠定了核心政治條件。但這種突顯組織地位之政治體制不因應國際政治競爭時代變化的逐漸僵化，不僅讓有能力但不太“聽話”的政治精英難以進入體制內，而且在那種“劣幣逐良幣式”政治生態中會讓“善於鑽營”的人攫取體制內“高位”，給國家前途命運的丕變埋下隱患。美國在政治建設方面奉行西方“三權分立”權力制衡政治體制傳統，建立了聯邦共和政體。這種政治體制的社會動員能力甚至不如蘇聯，如“二戰”期間蘇聯的軍事動員力讓世人震驚，但美國政治體制的優長在於能確保各類政治精英通過正常渠道進入體制內，保證一旦政治上某項戰略決策失誤卻能得到及時糾偏。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東正教教會活動參與積極性、傳統政治組織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形成了強有力的“斯大林模式”，但卻對該種新生社會主義模式本身之難以調適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民主參與積極性、新教傳統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優長和“不足”，將“邦聯”政治體制強化為“聯邦”政治體制克服了其“不足”。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矯治國家戰略決策失誤的問題上，相對於蘇聯“斯大林模式”，美國“三權分立”聯邦政治體制似乎在頂層設計上“更勝一籌”。
2.經濟建設方面原因。蘇聯實行“純而又純”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迅速建立起了國民經濟命脈。但這種經濟體制之“不足”在於對廣大人民群衆的需求反映不靈敏不及時、受決策者主觀因素影響容易導致國家各領域發展不平衡並會對國家其他方面建設構成“瓶頸”等。美國在經濟建設方面，緣於其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社會性質，經濟問題是公民個人私事，經濟發展為資本逐利性驅使而在各領域較為均衡，期間緣於“看不見的手”市場調節的滯後性，私有制經濟會出現生產過剩危機，但政府能通過適時政策調適助其渡過難關。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村社經濟社會生產關係落後難以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但在根本變革社會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卻始終未能找到有效的辦法以彌補高度集中之“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不足”。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市場經濟活躍、傳統市場經濟宏觀調控“跟不上”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優長和“不足”，在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倒逼”背景下想方設法克服了其這方面“不足”。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挖掘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動力方面，相對於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美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似乎顯得更為成熟和理性。
3.文化建設方面原因。蘇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統領國家文化建設工作，牢牢掌握國家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給國家和人民的行動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但緣於蘇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自覺意識持續邊緣化，國家意識形態工作逐漸僵化以致難以扭轉，不僅致使國家民族的文化發展萎縮，而且導致對社會事實情況反映“重度”失真、人民群衆對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不信任等嚴重問題。美國在文化建設方面，形式上“不限制”各類文化發展，僅技術性地通過制度設計支持社會主流盎格魯－撤克遜文化發展，一者滿足公民對豐富文化生活之需要，另者為國家文化擴張戰略（如“和平演變”戰略等）推進提供各種文化樣式支援。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濃厚傳統信仰文化氛圍、傳統官方意識形態工作薄弱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但在強化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同時卻未能妥當處理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適變問題。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文化活躍度高、傳統主流盎格魯－撤克遜文化受到挑戰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通過完善國家文化制度建設彌補了該方面“不足”。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優化意識形態工作方式、繁榮文化內容等方面，相對於蘇聯的文化建設體制，美國的文化建設體制似乎更為靈活和“接地氣”。
4.社會建設方面原因。蘇聯的國家福利制度迅速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指數，保證了人民教育、養老、醫療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同時亦存在國家福利保障渠道單一、福利制度本身存在嚴重不公平等問題。美國在社會建設方面，實行有限的國家福利制度，主要對經濟上突然陷入困頓之公民進行及時保障，並鼓勵各種社會慈善事業，鼓勵公民將幸福建立在自己的努力奮鬥上。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東正教教會社會保障傳統、官方福利保障缺失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通過建設現代國家福利制度從根子上解決了這方面“不足”。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福利保障傳統、國家保障責任不到位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通過建立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克服了這方面問題。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落實、維持國家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方面，相對於蘇聯的現代國家保障制度，美國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在制度設計上似乎更為經濟和客觀現實。
5.外交建設方面原因。起初，蘇聯實行積極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其他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後來卻蛻變為“大國沙文主義”外交政策，甚至公然武力干涉社會主義陣營成員的社會發展道路；且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壓力。美國在外交建設方面，實行積極的對外擴張政策，旨在避免其“地盤”被共產主義運動侵蝕，亦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壓力。
蘇聯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積極外交思維、對外“蠶食”擴張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設方面的基礎或“不足”，但並沒有建立相應的國家制度以免滑向對外侵略擴張的“積極外交陷阱”。美國則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殖民思維、對外擴張外交政策等外交建設方面的“不足”，政黨政治交替執政的國家政治制度設計有效規避了對外擴張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壓力風險，及時調控其所產生的國家外交不利後果。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相比較而言，在矯正外交政策之方向錯誤方面，相對於蘇聯的外交建設體制，美國的外交建設體制似乎更成熟、更具有靈活性。
三、現代國際秩序走向及中國之未來命運
在各自文化人格潛在支配下，中美兩大國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基本方面建設。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在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外交建設方面的客觀效果優於美國，並且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方面的未來走勢亦好於美國。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時代，隨著時間推移，有利的局面會大幅向中國方向位移，中國繼美國之後引領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走向的態勢，將愈發明顯。
1.政治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政治建設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是社會政治結構從“家-天下”“家-國”的皇朝政治組織模式轉變成了政黨-國家的現代政治組織模式。二是政治制度建設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政治制度體系。三是形成了確保中央權威的科學制度設計，既保證國家政治動員力，又促成國家範圍內良好政治生態。而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其政治建設亦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從“邦聯”這一聯盟式“國家”體制轉變成了“聯邦”這一真正主權國家體制。二是建立了徹底意義上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三是將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貫徹到了國家每個角落。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皇朝政治組織模式落後、傳統政治領導核心不够有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嚴重“不足”，為此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政黨-國家政治組織模式和社會主義現代國家制度。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教會民主參與積極性、新教傳統民主政治模式乏力等政治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進一步完善了國家政權體制，將“邦聯式”國家體制轉變成了“聯邦式”國家體制，提升了國家政治建設能力。
相比較而言，從國家動員力來看，美國政治建設要弱於中國，如在半個多世紀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國家動員能力甚至不如當時的中國。從對社會政治精英的吸納能力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由於意識形態方面嚴格要求，在吸納社會政治精英的能力上弱於資本主義國家；但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吸納社會政治精英的難題得到根本解決。一者，經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各類社會政治精英團結在自己周圍；另者，通過確保中央權威加速了體制內政治精英群體的“更新換代”頻率，如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打虎”“獵狐”“拍蠅”等。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政治建設效果，客觀講，目前發展態勢更有利於中國，美國被落下的距離會越來越大，如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國家防控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2.經濟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式”變化。一是封建經濟形態轉變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代經濟形態。二是從早期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總量和實力躍居世界第二。三是國家民族的技術創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成為了世界知識產權大國。而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其經濟建設亦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持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抓住各種歷史機遇成了世界頭號經濟體。二是在世界經濟的舞台上從邊緣走到了中央。三是國家民族的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持續提升，成為了名符其實的世界知識產權強國。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傳統小農經濟社會生產關係落後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市場經濟沒有發育條件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嚴重“不足”，為此努力建設以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現代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力（包括國家軍事實力所依憑的國家科技力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市場經濟活躍、傳統市場經濟宏觀調控“跟不上”等經濟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統一國內市場，開拓國際市場，社會生產力（包括國家軍事實力所依憑的國家科技力量）得到了迅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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