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而言，從經濟總量來看，美國明顯大於中國，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經由其基本經濟制度領導著國民經濟命脈，並且中美都是超大型經濟體，從國家對整個經濟的動員能力來看，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美國明顯弱於中國，如中美貿易戰中美方的每每經濟攻勢被巧妙化解就能說明問題。從經濟支持的科技力量來看，美國科技實力整體上強於中國，但在重要技術領域（如航天、軍工等領域）中美兩國亦“各有所長”。從經濟依存度來看，中國具有經濟發展程度呈階梯狀的廣闊國內市場迴旋空間，在對外經濟依存度方面遠低於美國。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經濟建設效果，客觀講，未來發展趨勢更有利於中國，與美國經濟的差距（包括體量差距）會越來越小。
3.文化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文化建設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官方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以經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轉變成了馬克思主義（廣義）。二是社會思想觀念更為多元化，從相對單純的“獨尊儒術式”社會觀念形態轉變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儒家思想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存的社會觀念結構形態。三是直面西方文化競爭，中華文化實現了“觸底反彈”，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更廣、更深、更大。在美國崛起過程中，其文化建設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美國社會主流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系統性、理論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成為了世界文化市場的重要參照標準。二是美國文化的效用功能得到了全面拓展，不僅用來豐富公民日常精神生活，而且用於國家政治目的，成了國家重要軟實力。三是美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從國別文化發展成為了世界文化。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傳統文化歷史底蘊深厚、官方意識形態工作相對薄弱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一者建立完善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工作體制；二者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擴大並再度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關聯或影響）之新教傳統文化活躍度高、傳統主流盎格魯－撤克遜文化受到挑戰等文化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不斷完善文化支持制度，讓美國主流文化即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成為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別文化。
相比較而言，從對社會觀念的整合效果來看，中國明確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工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領導權建設，美國沒有明確類似方面要求，中國社會在主流觀念認同度上要明顯高於美國。從文化的繁榮度來看，美國緣於其“放任式”文化制度模式，在文化的“繁榮度”方面要高於中國，但同時美國文化中的消極成分亦多於中國。從文化發展路向之科學性來看，中國文化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並且該指導思想在繼承中不斷發展，而美國文化建設沒有一貫指導思想，多仰賴其主流學者研究，國家文化發展路向在科學性上要大“打折扣”。中國文化發展路向的科學性要高於美國，如中美貿易戰攻防策略水平亦是雙方文化或智庫能力水平的重要表徵。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文化建設效果，客觀講，未來發展趨勢更有利於中國，與美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差距會越來越小。
4.社會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建設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國家重視社會保障工作，社會保障制度不但得到了快速完善，而且整合各方力量努力實現“全覆蓋”“不留死角”。二是勝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了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性勝利。三是社會治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將社會隱患第一時間消除在萌芽狀態。而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其社會建設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一是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陷入生活困頓的公民能及時得到保障。二是社會治理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治理主體間的聯動性、社會自組織水平等明顯增強。三是緣於移民政策，國家種族整合任務持續增重，民族融合能力徘徊不前甚至有弱化趨勢。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社會救濟傳統、官方社會保障工作薄弱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建立現代國家保障制度，全面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水平。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新教教會福利保障傳統、國家保障責任不到位等社會建設方面的基礎和“不足”，為此一者建立完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成為了福利國家，另者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具有較高的社會治理能力。
相比較而言，從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來看，美國社會福利制度要比中國完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有一定基礎，但體制內的保障制度更有力。不過換角度來看，美國社會福利制度亦給其政府增添了沉重負擔，並且公民福利提升空間狹小，處於徘徊水平狀態；而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近年來特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發展迅猛，社會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從社會穩定度來看，由於社會治理制度的性質不同，中國對社會成員活動的治理能力要高於美國，社會層面衝突的不利後果要小於美國。如特定社會衝突矛盾即將發生時，中國社會能迅速反應並加以控制和處理，而美國社會袛有在衝突爆發後才有可能會得到處置，如層出不窮的“槍擊案”等，美國公民的社會安全感明顯弱於中國。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社會建設效果，客觀講，目前發展態勢更有利於中國，在不少領域跟美國社會相比業已具有明顯優勢。
5.外交建設方面比較。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中，中國外交建設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外交地位狀態得到徹底改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中國政府積極倡導下成為了當今國際法基本原則。二是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前提下，意識形態因素不再是影響中國外交的原則要素。三是中國從世界外交舞台的邊緣正走向中央，具有日益強大的國際影響力、號召力和引導力。而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其外交建設亦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美國從世界外交舞台的邊緣走到了中央。二是意識形態因素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響整體趨弱。三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性更強，國際信譽度處於下降趨勢。
中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傳統“義大於利”外交思維習慣、國家利益原則外交思維欠缺等外交建設方面的優勢和“不足”，為此一者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合”外交智慧。另者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效維護了中國正當國家利益。而美國覺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傳統殖民思維、對外擴張外交政策盛行等外交建設方面的“不足”，但難以內在地抑制傳統殖民思維、扭轉對外擴張外交政策，糾結於外交政策性質取向（是實施積極的外交政策，還是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的選擇，在“積極外交陷阱”的懸崖邊上徘徊。
相比較而言，從外交政策的性質來看，美國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進攻性的；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積極防禦性的，中國外交政策在國際政治道德層次上比美國站得高。從外交政策效果來看，一者中國外交政策的國內效果優於美國。美國外交為部分利益集團所左右，不時將自己拖入戰爭泥淖；中國外交則以維護國家正當利益為底綫，不胡亂“樹敵”，為自己國家民族發展創造良好國際環境。另者中國外交政策的國際效果亦優於美國。美國如今是國際社會“麻煩製造者”，雖提供了部分國際公共產品，但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更多，負外部效應明顯。中國外交“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③，亦“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④，產出的是共贏效應。
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來看外交建設效果，客觀講，目前發展態勢更有利於中國，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是不可持續的。
結語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強行拖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的現代國際秩序體系，備受欺淩，“喪權”“賠款”“割地”等不公正國際對待“猶如家常便飯”。在外部壓力和內在自覺雙重因素作用下，無數仁人志士以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為己任，前赴後繼，矢志探索讓自己國家民族“站起來”的道路。在此過程中，晚清政府腐敗守舊，沒有能力找到這條道路；以國民黨為代表的部分資產階級政治精英似乎“摸著了門路”，但將黨派私利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而喪失了歷史機會。最終，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引領下找到了這條道路，帶領中國進步政治力量讓中國“站起來”了，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自主。在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接力引領下，特別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讓“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⑤。
這一不易成績的取得，是中國政治精英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引領中華民族不斷“認識我自己”的結果，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傳統倫理型文化人格之“不足”得到抑制、其優長持續釋放正能量的結果。中國走到今天，我們不僅要總結歸納中國發展這一世界事件之有益經驗做法，更是要找到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取得偉大成就、實現偉大復興正可期的“基因密碼”，揭示出其在現代國際秩序中與其他世界大國的政治競爭力優勢。在中美戰略競爭時代，中國道路的世界影響力不僅僅是建立在對其成功經驗做法的理論化提升上，更是建立在中國將引領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走向的國際政治競爭力上。
注釋：
①《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頁。
②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頁。
③《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頁。
④《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頁。
⑤《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7月號，總第28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