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民進黨再次上台後，兩岸民間交流的許多方面已經轉趨收縮。2020年以來的疫情更是讓這種收縮態勢雪上加霜。即使在2016年之前，特別是馬英九執政的那八年，兩岸民間交流表面上紅紅火火、熱熱鬧鬧，但台灣民眾在政治認同上、特別是對兩岸統一的支持度上，即是每況愈下。
這種怪異的發展軌跡其實告訴我們，交流不是萬能的，溝通不是萬能的，經貿一體化也不是萬能的。台灣民間早就有“越懂大陸、越愛台灣”的說法。當年大批陸客赴台後在台灣社會產生的紛紛擾擾，足以說明問題。七十多年來，兩岸在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上的差異，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差異。這種差異涉及到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的觀念、信仰和行為模式，是很難被克服的，往往成為摩擦和衝突的根源。更多的交流實際上提供了更多的展示雙方差異的機會，當這種差異不被包容、難以克服時，就會產生摩擦與衝突，就會造成越交流越難融合的悖論與困境。
無論是幾十年來兩岸民間交流實踐提供的經驗教訓，還是經濟全球化這種更宏觀的人類實踐提供的經驗教訓，都一再表明，交流交往的頻密、物質關係的拉近，並不必然導致精神關係的拉近。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相比，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程度不可謂不深，中國已經成為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但中國近年來外部環境的惡化、尤其是與多數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也是有目共睹的。經貿關係並沒有成為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關係的壓艙石，反而成為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我們是否承認，客觀事實都已經表明，比經貿關係更重要的、更具決定意義的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以及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建立的基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制度。
因此，在兩岸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上的差異短時間內無法消除或縮小的情況下，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將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的過程，實際上也將是縮小乃至消除上述差異的過程，也是兩岸在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等方面趨同發展的過程。這個趨同，可能主要是台灣方面向大陸方面靠攏，也可能主要是大陸方面向台灣方面靠攏，也可能是雙方相互借鑒、相互影響、共同向中間某個位置靠攏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可能發生在兩岸統一之前，也可能發生在兩岸統一之後。如果兩岸以非和平方式實現了統一，那麼兩岸在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方面能否實現融合和趨同，將是統一後台海地區能否實現長治久安的關鍵。香港問題自1997年以來的發展軌跡，應該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軌跡具有某種參考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