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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少數民族應成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催化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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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台灣少數民族赴大陸意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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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台灣少數民族的大陸民族政策印象 |
中評社╱題：當今台灣少數民族的統一訴求及實現路徑探究――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視角 作者：張晉山（南寧），廣西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廣西師範大學桂台合作研究中心研究成員
【摘要】聚焦於台灣少數民族的統一訴求及行動轉化是新形勢下兩岸民族事務討論及實踐的重要內容。多年以來的海峽民間交往及溝通表明：這一群體的“中華民族觀”有著不同於島內其他族群的認知範疇和情感取向，島內“原住民”事務也有別於一般性民族問題而帶有強烈的兩岸特徵和政治屬性。通過探尋民族問題和兩岸關係的理論交叉點和政策突破口，提出涉台機構、民族部門及多方參與的訴求引導機制和利益實現路徑，這是把台灣少數民族轉化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下支持群體和社會基礎的重要一環。
台灣少數民族是指大陸漢民族在明清之前大規模渡海之前，生活在台灣地區的土著群體。作為寶島的先行開發者，台灣少數民族在歷史上與祖國大陸保持密切聯繫，近年來更積極投身兩岸民間交流。審慎對待他們希望“這一過程中，台灣少數民族意見應被充分重視〔1〕的呼聲訴求，進而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來推動“國家統一自少數民族始”〔2〕，這在現階段尤為必要且具有相當程度的緊迫性。
一、問題緣起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拉開了加快國家統一進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序幕。此後台灣少數民族進步人士高金素梅、莫那能給予積極回應，“中華兩岸少數民族文化經貿交流協會”等團體也表態支持。這說明，台灣少數民族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具有推動島內“反獨促統”活動、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責任感和政治使命觀。
但也要看到，蔡英文當局近年來對外出訪南太平洋國家搞所謂“認親政治”，對內以“原住民史觀”教材來解構中華民族的連續性和一體性。島內“原委會”也一再聲稱“兩岸不同屬炎黃子孫”〔3〕、“台灣少數民族要警惕被大陸‘統戰’”〔4〕。受此影響，部分台灣少數民族“擁獨拒統”情緒發酵，其身份意識和國家觀念出現“去中”認知誤區和“反華”情感嬗變。
那麼，台灣少數民族同時存在“我來自台灣的部落，我是驕傲的中國人”的祖國認同話語和“‘原住民’不是中華民族”的“台獨”雜音喧囂，究竟何種意見才真實且全面地反映出他們的主流意識和未來期許，該群體“中華民族”認同的喚起強化究竟取決於兩岸制度比較後的治理績效判斷還是愛國傳統下的情感依歸，抑或惠台政策經濟誘因下所做出的理性選擇？目前來看，需要歷史、辯證地審視台灣少數民族的話語軌跡及演進規律，提出兼具兩岸關係屬性和民族問題特徵的針對性措施，進而把“兩岸一家親”的美好願望轉化為可操作的現實方案。
問題在於，大陸學者雖坦承在思考台灣的民族、族群問題時需瞭解“原住民”①概念及其國際學術界的含義〔5〕，可島內知識界卻執意將“集體正名”視為兩岸交流的不二法則，乃至呼應“將具有集體權與民族自決權概念的‘原住民族’稱呼入憲，此與大陸所稱的少數民族完全是天壤之別”〔6〕。更為嚴重的是，“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等團體甚至煽動“所有台灣人一同關注中國對其境內原住民族的打壓，地位矮化”〔7〕，試圖以此來破壞邊疆民族地區穩定。
上述情況引起了兩岸學界的高度關注和普遍擔憂，由此愈加強調兩岸民族交流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內在聯繫。2019年國家民委政法司副司長金春子呼籲要在兩岸關係框架下開展台灣少數民族研究，增強中華民族認同。台灣少數民族研究會會長李洪傑也認為兩岸民族交流對於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深遠意義。雲南大學教授馬騰岳則主張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與“台灣中華民族認同”辯證關係下去梳理文化與政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8〕。
基於此，筆者認為，當前台灣少數民族研究要從“高山族”抑或“原住民”的歷史考辨及稱謂之爭中跳脫開來，轉而聚焦於該群體“中華民族觀”的認知變遷和實然狀態，及時研判島內“本土化-民主化-‘台獨’化”思潮對他們的觀念誤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如何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既有經驗植入到兩岸民族事務之中，真正幫助台灣少數民族在國家統一進程中實現“名實相符”及“名正實歸”。
二、台灣少數民族統一訴求的現實觀照
2019年6月至2020年7月期間，筆者分兩批次開展“台灣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觀及影響因素”為主題的問卷調查，并對宜蘭、台東等地前“原住民立委”、鄉里長及部落頭人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整個研究活動按照方案設計—計劃實施—成果運用的認知邏輯予以推進。
（一）調研組織及開展
問卷設計圍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四個認知維度建立指標體系，前後發放問卷700份，回收670份，有效回收率95.8%。從性別、職業及地域等特徵的效度分析看，樣本篩選貼近台灣少數民族的現實狀況，結果可信度較高。
綫下訪談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其一是由在陸台籍教師返鄉就“原住民”保留地政策進行摸底；其二是以2020年度海峽論壇、第十六屆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召開為契機，組織座談會對來訪的台灣少數民族代表（“縣議員”1名,鄉里長3名,中小學教師5名）開展訪談；其三是在地方台辦系統的協助下對近五年兩地少數民族交流訪問資料整理彙總。
（二）台灣少數民族“中華民族觀”的積極表徵
目前來看，台灣少數民族在整體上延續了心向神州、擁護統一的愛國傳統，具有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內在情感和思想自覺。這表現為：
1）兩岸融合意願強烈，“祖國”意識復蘇
據調查顯示，台灣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觀念與他們的兩岸融合程度緊密相關。在一項台灣少數民族赴陸意願的情況摸排中，發現近年來該群體對於兩岸民間交流的各項意願指標都呈上升趨勢。具體見表一。
（表一：台灣少數民族赴大陸意願表）
此外，過半受訪者認為大陸發展優勢明顯，承認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超過2/3的調查對象表示通過大陸游歷訪問獲知清代雍乾年間阿美、泰雅族人三次入京朝覲、霧社事件等史實情況。在訪談中花蓮縣成功鎮某里長（賽德克亞族）表示“‘原住民’害怕走出去外面打拼，多數人對現在的大陸還是存在不瞭解和空白區的。大陸應該多多支持他們來大陸創業，多給他們一些優惠政策，幫助他們找到回家的感覺”，“祇有這樣才能讓兩岸聽到部落的聲音”②。
2）族群危機意識強烈，“棄藍厭綠”漸成風氣
當前，台灣少數民族的“四最”困境（死亡率、失業率、失學率和無固定住所類在島內最高）更趨嚴峻〔9〕。據台東縣某“原住民”山區小學校長介紹，島內使用母語最多的阿美族已不到半數，賽夏族則基本放棄本民族語言。在經濟生活上，台灣少數民族主要從事山田燒墾等農業生產，兼以定期的狩獵或漁撈〔10〕，但用地額度卻被台灣當局一再限縮。據資料顯示，當前台灣少數民族的“保留地”面積已從1978年的4.45公頃減少到2019年的2.78公頃〔11〕。此外，狩獵“保留地”也因野生動物稀少而淪為雞肋，有部落長老批評“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育法》無疑是下雨天給了我們一把破的傘”。
上述情況激化了台灣少數民族與島內各政治勢力的內在矛盾，促使其整體呈現出“棄藍厭綠”的政治取向，進而又導致他們在族群訴求上也出現矛盾分裂。一方面他們對島內“第五族群”規模擴大深感不安，反對設立“新住民委員會”來瓜分政治資源；另一方面對民進黨當局鼓吹的“新夥伴關係”幻想破滅，抱怨蔡英文等人是“選前給魚翅，現在連碗筷都拿走”的政治詐騙犯〔12〕。可以認為，當前台灣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況和政治低效能感開始引發該群體在族群政治之外“找出路”的群體自覺。
3）正視兩岸制度差異，“大陸印象”整體向好
當前台灣少數民族人士對大陸社會發展的認知發生積極變化，已從早期的“比台灣好”、“羨慕大陸少數民族兄弟姐妹”等感性認識延伸到對兩岸民族自治政策的理性省思。據調查顯示，受訪者對於大陸的民族政策的看法多以正面為主并好感度攀升明顯。具體見表二。
（表二：台灣少數民族的大陸民族政策印象）
此外，該群體還逐漸產生出“大陸的少數民族政策是全世界最好的少數民族政策”〔13〕等看法。如台灣阿美族歌手楊品驊在多年“北漂”後認識到在大陸“這裡所有文化形態都是平等的”，進而認為“我來自台灣的部落，我是驕傲的中國人”。此一判斷在台東縣少數民族中小學教師聯誼會的綫上調查中也得以佐證。75名受訪對象中自認“台灣民族”或“南島民族”的共計14%，認為既是中華民族又是台灣“原住民”有59%，而強調是中華民族的則有27%③。
（三）台灣少數民族“原住民迷思”的消極反映
但是，當前仍有部分台灣少數民族對“原住民”身份不保、“山地保留”政策取消以及所謂“強制漢化”顧慮重重，而甘心充當島內“族群和解”象徵物乃至分裂國家馬前卒的也不在少數。這體現在：
1）“原住民”知識群體“統獨”立場意識形態化
本世紀初，個別台灣少數民族學者開始刻意迎合“原住民轉型正義”活動，對民進黨所謂的“交朋友論”信以為真。另據面向島內數家高校的問卷顯示，台灣少數民族大學生有意來大陸交流訪問的有八成以上，但願意定居生活的不足兩成，由此反映出他們對於大陸存有“過客”心態。此外，台灣少數民族知識群體與大陸交往中還常持有防範意識。當被問及“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政策期望和具體訴求”時，69.8%的受訪者選擇“‘原住民’身份保留”，60.2%的受訪者要求“維護台灣的‘國際空間’”，還有半數以上的訴求是“不參加中華民族的慶典活動”。
2）“原住民”年輕世代“去中國化”跡象明顯
調查發現，台灣少數民族青年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環境的局限所致而對當代中國歷史瞭解不足。據近五年西南某省接待的台灣少數民族代表團的數據顯示，來訪者以中老年為主，年輕團員比例不到1/10。而對後者的訪談發現：受訪對象知曉存在壯、苗語者不到1/3，能說出大陸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全稱者僅有半數，而在座談中以“中國”稱謂大陸的受訪者更不乏其人。
此外，赴陸工作的台灣少數民族青年“在地化”程度也不容樂觀。大部分調查對象圍繞“老三台”（台商、台屬及台幹）和“新三台”（台師、台青及台醫）來開展社交活動，與當地少數民族的接觸幾率很低。以廣西某民族高校為例，目前在校在崗的15名台灣少數民族博士中，主動參與院系活動的比例為31%，和大陸親屬之外的人群交往數目在5-10區間的為24%，在1-5區間的為59%。這種人際交往的“孤島”情況及生活軌跡的“兩頭在外”（學習生活在島內，工作在大陸）局面反映出台灣少數民族青年對中國內地的認可感仍然偏低。
3）“原住民”政治精英熱衷“去統派”標簽
自2000年陳水扁提出“政府與原住民夥伴關係”以來，不少“原住民”中生代政客就有意識地與高金素梅等人拉開政治距離。當前除部分人士還同新黨、中華民族致公黨保持聯繫外，台東、宜蘭的“原住民”縣市議員都在淡化“中華民族”符號。此外，相當一部分台灣少數民族鄉里長沒有做好警惕和防範“台獨”活動的心理準備，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缺乏同理心。持有“大陸不支持‘原住民’，統一對現狀改觀不大”看法的大有其人。總之，“缺動力”、“沒人管”、“怕統一”等現象普遍地存在於台灣少數民族人士的政治活動當中。
基於上，可以認為當前台灣少數民族對於中華民族復興存有樸素感情和美好意願。但他們在羨慕大陸邊疆民族地區發展的同時又擔憂“漢進番退”，願意回歸中華民族大家庭但又糾結於“原住民”身份。那麼，需要進一步付諸討論的是，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一群體的患得患失心結和瞻前顧後態度，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又能否為台灣少數民族同胞產生統一訴求創造條件呢？
三、台灣少數民族統一訴求的認同障礙
台灣少數民族作為島內弱勢群體，這決定了他們難以將其兩岸態度和統一意願從局部自發感受上升為整體自覺意識，反而會在“台獨”勢力刻意誤導下扭曲“大陸印象”，進而讓不少部落長老、社團領袖及一般民衆產生“寒蟬”效應，開始對“中華民族”概念敬而遠之，聞“炎黃子孫”話語色變。這表現為：
（一）在理論上，西方後殖民主義“自然主權”的錯誤導引
所謂自然主權，原本是一個借用自然權概念而構建的權利話語。後來在西方後殖民主義的思想包裝下，將之歸結為土著人群尚未納入到國家統治形式之前就已經享有的與生俱來的自然生存權和自然環境的支配權。台灣少數民族受西方強勢文化的思想誤導下，很快地就接受了這一概念并將之具體化為兩類主張：其一，通過“正名”運動來構建“原住民”的身份認同。其二，提出“傳統領域”口號來“恢復原住民部落及山川傳統名稱，恢復部落及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恢復自然資源之使用”。
當前，部分台灣少數民族不僅提出要廢除漢字姓氏轉而采用羅馬拼音記名，還主張將當前24萬公頃“山地保留地”擴展到整個台灣島。甚至以“原住民史觀”為由提出要在教科書中將閩南、客家視為荷蘭、日本等侵略者的同類。由此看出，“自然主權”的概念植入和權利追索不僅在理論上改變了近代台灣是移民社會的性質界定，從而篡改了自古以來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14〕，還在實踐上利用了台灣少數民族非常樸素的故土情感來製造出虛幻的“台灣之主”想象，進而結合當前的“轉型正義”運動讓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產生出對漢族移民及其來源地——祖國大陸的怨恨情緒和敵視態度。甚至在其看來，當前“原住民”的族群危機是漢人在資本主義體系運作下大肆開發、極盡破壞自然生態的產物，進而認為“漢人不懂得尊重大自然，卻要求數百年、數千年來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原住民’以喪失傳統文化以及祖先土地來承擔環境破壞的後果，這是完全缺乏正義和理性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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