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馮至譯文全集》由世紀文景出版，完整收錄了馮至的翻譯成果，其中包括歌德、荷爾德林、海涅、尼采、格奧爾格、里爾克、布萊希特等詩人的詩作以及《審美教育書簡》《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歌德年譜》《遠方的歌聲》等作品。這部四册譯文集，是馮至留給世人的一份珍貴禮物。
除了翻譯研究外，馮至還在德國文學教學與中德文化交流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自上世紀30年代從海德堡歸國後，馮至先後在同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及北京大學任教，把德國文化播撒給更多青年學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期間，他多次參與在國外舉行的學術和文化交流活動。
馮至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向中國本土文學投射了一抹異域光彩，德國學界與讀者也通過他的詩歌，得以一窺中國新詩的風貌。
自由體詩“最優秀的代表”
在德國，馮至的翻譯家和學者身份是如此耀眼，以至於有時遮蔽了他作為詩人的光芒。海外研究者不止一次感慨，相較於數量繁多的文學研究和翻譯成果，作為詩人的馮至，文學創作似乎要少很多。然而，他留下的詩歌雖不多，卻俱為佳作，特別是《十四行集》。由於《十四行集》的母題多與歌德、里爾克等詩人的作品產生呼應——比如對死亡與新生轉化的探討，德國學者和普通讀者更容易產生共鳴，因此德國對馮至詩歌的譯介，也以《十四行集》為焦點。
1985年，顧彬出版了翻譯詩集《太陽城札記：1919－1984年的中國現代詩歌》，裡面收錄了包括馮至在內的16位中國現代詩人的作品。詩集選譯了馮至《十四行集》中的18篇作品，這是筆者所見馮至詩歌最早的德語翻譯。其中，《十四行集》第13首直接以《歌德》為題，以“萬物都在享用你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結尾，這是德國讀者熟悉的話題。
海外研究者強調，馮至的十四行詩堪稱“西化體”（借助西方體式）格律詩最完善的例子。《中國當代文學》序言中，也對馮至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地位給予高度評價。其中提到：“五四”初期白話文創作的最大挑戰來自詩歌，特別是在格律詩方面，甚至可以說是成果寥寥。如果說徐志摩和聞一多賦予自由體以新的形式，那麼，1911年到1949年之間，這種形式的最優秀的代表就是馮至的十四行詩。20年後，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第7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慕尼黑K.G.紹爾出版公司）一書中，顧彬仍堅持同樣的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