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國家統一在概率上也可能出現既不是北京模式，也不是天津模式，而是北京模式和天津模式的叠加運用，比如，天津模式的開始，北平模式的結束。筆者傾向於，一旦出現了天津模式，大陸對台的統一方略，不再適用“政治談判”，而應當進入第三種形態，即“國家統一的政治安排”。
九、兩岸敵對狀態下國家統一的“政治安排”
（一）政治安排就是大陸一方的單方面決定統一事務。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完成國家統一，一經啟動了非和平方式，所有的統一事務都是由大陸一方決定，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安排。採取非和平方式，是基於兩岸政治關係進入敵對性質，大陸將根據《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刑法》的有關規定，宣佈台灣當局為割劇和叛亂當局，以軍事手段為主，剿滅台獨分裂勢力。
（二）非和平方式的典型狀態就是戰争。所謂戰争形態，大陸以強大的軍事實力速戰速決，消滅或重創台灣的武裝力量，實施登陸佔領、軍事管制。當然，戰争狀態是最為慘烈的方式，戰争的進程也可能出現受挫，但統一的結果是不可逆轉的。戰争之後的統一，不再存在與台灣當局的政治協商和政治談判，統一後的一切政治事務，由大陸一方作出安排。
小結：政治安排與政治談判的最大差異是：消滅和清除割據叛亂軍事力量；嚴懲台獨分裂犯罪分子；鏟除台獨思想意識形態；驅逐駐台支持分裂的外國政治機構及所謂邦交國代表，處置滯留資產；接受軍管會的監督和委托產生看守臨時管理機構；重構台灣法律政治制度。
十、結語
國家統一的戰略進程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狀態。國家統一的戰略進程，很長時期是戰略的準備階段，進入實質性的統一運作，衹能在內外條件完全具備的時間節點上作出抉擇；把握好和平統一實質進程開啟的時與勢，確保時機恰當、條件充分、果斷堅決、不可逆轉；在資源和力量配置上，要整體化和系統化；梯次化而不能零碎化。在啟動非和平方式時，實行威懾最大化，和風險傷害最小化；國家統一的政治談判要兼顧統一後的台灣治理，遵循國家安全的原則、平穩過渡的原則、經濟復甦和民生改善原則、社會長治久安原則。
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由大陸一方主導統一進程，是當前對台鬥争策略的核心要義。是達成國家統一目標，實現統一的風險和成本最小化，也是國家完全統一之後治理台灣所要下的“先手棋”。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需要軟硬兩手，大陸對台灣總體上是軟，是善意滿滿，追求“心靈契合”，但在特殊時期，對待台獨分裂活動，則需要鋼鐵般的強硬，要堅決粉碎台獨分裂活動的各種挑釁，是要救贖台灣大眾，保障台灣民眾的長遠和根本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