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文化是飲茶愛茶的文化。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共同擁有源遠流長的飲茶傳統，早在西漢時期，蜀地文人王褒的文章《僮約》就提到了“烹茶盡具”“武陽買茶”，這是世界上關於茶葉的最早記載；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遺址出土的茶葉殘體，將藏地飲茶歷史前推到了東漢末年；唐人《蠻書》中也記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蒙舍蠻是今天彝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他們用椒、姜、桂等香料與茶一起煮飲，這與漢、藏民族早期的飲茶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茶”這個名詞首先是在漢語或彝語中產生的，之後在漢藏語系諸語種間傳遞，今天藏語中“茶”的發音仍與古漢語中茶的異體字“檟”極為相似。民族學調查研究也表明，藏彝走廊上的德昂、布朗、哈尼等民族都有種茶和飲茶的習慣。各族人民不僅慣於飲茶，也十分愛茶：漢族中湧現了“茶聖”陸羽、“茶仙”盧仝等愛茶甚至達到痴迷程度的文化名人；藏族同胞對茶的喜愛也到了“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續文獻通考》）的地步；布朗族古籍《奔悶》記載了首領叭言冷率領族眾開墾茶園的事跡，將提倡種茶視為先民的豐功偉績；德昂族最重要的史詩《達古達楞格萊標》表現出的茶神崇拜信仰和以茶為萬物之源的思想觀念，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樹一幟的。飲茶愛茶是西南茶馬古道的文化根基，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說的那樣：“茶在中國與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著高度發達的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茶馬文化是開拓進取的文化。受制於相對落後的交通技術條件，一般來說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於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區，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運輸力量，而像西南茶馬古道這樣跨越無數崇山峻嶺的貿易大通道則極為罕見。歷朝歷代，來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夫、商旅，架橋修路，肩扛手提，歷盡千辛萬苦維持道路通暢；藏、門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將茶馬古道延伸到了南亞地區。“馬蹄踏下歲月印，馬鈴聲聲話滄桑”，“千馱貨物運不盡，起早貪黑趕路忙，一天翻過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險灘，風霜當作棉被蓋，扯把葉子做地毯，羊毛氈子撣露水，仰望夜空想家鄉”，這些流傳在滇西地區的《趕馬調》，經過現代人的整理改編，唱出了古道的縹緲蒼涼。正是受到這種開拓進取的文化滋養，西南茶馬古道才得以傲立於“世界屋脊”之上，成為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馬文化是包容互鑒的文化。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經過長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瞭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的文化氛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陝西的漢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爐（今康定）一帶從事茶馬貿易，為與藏族同胞溝通，他們編寫了《藏語會話》對譯韵書。西南茶馬古道上被稱為“藏客”的納西族商人群體也同樣能夠熟練掌握漢、藏、白等多種民族語言，他們在藏區經商時往往入鄉隨俗，主動穿上藏族服飾來拉近與藏族同胞之間的距離。除商貿文化外，西南茶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顯示出極強的包容性。比如同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釋比”文化與彝族的“畢摩”文化在社會職能、宗教法器、宗教儀式等方面都極為相似，作為羌族神職人員的“釋比”還因為受漢族道教影響而被稱為“端公”。此外，歷史上漢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過藏傳佛教的深刻影響；而納西族普遍信奉的東巴教，則是藏族苯教與當地原始信仰融合的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