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與中國台灣、東南亞等地不同的是，日本、中國大陸同屬於亞洲小環境中的“極”。根據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權力分配主要在極之間，也即在大國之間展開，而其他小國、地區僅僅是結構體的組成部分，而非“極”。所以，日本積極擴軍備戰行為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影響，必然與其對中國台灣、東南亞等地所造成的影響不同。③
具體而言，首先，日本積極擴軍備戰，將直接影響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的雙邊經濟往來。雖然長期以來，中日之間保持著“政冷經熱”的默契，政治上的適度摩擦並不對雙方之間的經濟往來產生直接的影響。但這一默契的前提是日本政治保持在適度溫和的情勢下，即極右翼雖保持保守的姿態，卻並不跨越邊界，不試圖插手台灣事務、甚至大舉介入東南亞事務、挑起南海爭議。明確這一界限，意味著：一方面，雖然此前日本極右翼與台灣民進黨保持往來，卻並不公開叫囂軍事介入台海局勢；另一方面，雖然此前日本也與東盟多國保持來往，甚至是時有軍事合作，但南海問題始終是美、英兩國在台前唱主力。而如今，隨著日本積極擴軍備戰，上述界限被打破。這或將對中日雙方的默契產生直接影響。
為反制日本，在短期內，中國政府是否會從政策工具箱中拿出“經濟武器”，目前雖尚未有定論，但從長期來看，中日之間的經濟往來無疑會受到不小的影響。哪怕官方不對此表態，出於對自身利益之考慮，民間在開展經濟合作時，也將表現得更為審慎。
同時，誠如前述，日本一直試圖發力高端製造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這一經濟發展方向正好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轉型方向競合。這即是說，雙方之間有可以合作的點，但也有相互競爭的點。未來的關鍵問題在於，雙方之間究竟能否管控好競爭，突出合作。從最壞的方面考慮，如果未來競爭大於合作，甚至競爭引發衝突，則也將導致“政冷經熱”的默契難以維繫。
其次，經濟方面的影響會帶來中國大陸社會局勢的改變。眾所周知，中國大陸在此前四十年時間裡，通過外向型經濟體系，實現了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融入。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本土成長起了一大批社會精英人士。在這其中，有不少人長期與日本企業開展經貿往來，特別是其中有一些企業的資本金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日資。
一旦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合作方面有任何波動，直接受到影響的主要是這一部分社會精英人士。而如果中日之間的經濟合作受到長期影響，那麼，這或將導致這部分社會精英人士轉變業務領域，或者退出精英層次。在此時，如果中國政府又能夠適度控制社會輿論的方向，則這部分人或將改變對外部力量的態度。換句話說，面對共同的外部壓力，在適當的輿論引導下，中國國內的不同力量或將相向而行，達成不同群體間的凝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