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年北京正式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期待“國共實現第三次合作”起，到針對台灣所頒佈的《國家統一綱領》，江澤民主席1995年1月30日在《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中提出關於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所針對的都是一個被認為是堅持“一個中國”認同、能接受國家統一的台灣當局和台灣社會，所以才有“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民眾”的對台工作方針。然而當李登輝逐漸暴露出其主張“兩國論”的真面目時，重新認識台灣問題的複雜性，重新考慮對台工作方針，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
雲漢是比較早地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台灣存在像李登輝那樣一代人反對”一個中國”認同。一次雲漢來上海，詳細介紹了日本占領台灣後，從1938年開始改變殖民政策，從殘酷鎮壓變為企圖為永久領有台灣而實行的“皇民化”運動。所渭“皇民化”就是在台灣要鏟除中華文化，強行移植日本“皇民文化”的社會和文化改造運動。日本統治者強迫台灣民眾燒掉自己的祖宗牌位，在家里衹准供奉天皇牌位；關閉所有用中文教學的學校，包括私塾，全部推行日語教育；要求台灣居民用日本名字登記戶口。這也就是為什麼李登輝在23歲之前叫“岩裡正男”的原因。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在台灣掠奪戰爭資源，征召兵源參加日本軍隊，一方面也在台灣進行了建設，比如建設鐵路運輸系統，普及電力系統，對台灣居民住家開窗改廁，推廣衛生運動，使當時台灣的現代化程度要快於祖國大陸。正是這個“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奠定了深厚的親日文化基礎。日本戰敗投降後，赴台灣負責接收的國民黨要員曾有這樣的感慨：“幸好皇民化衹搞了8年，如果再搞8年台灣就可能收不回來了！”所以蔣介石政府到台灣後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廢止日語教育，強制推行國語。因為有過這樣一段皇民化的歷史，台灣形成了容易滋生分離和分裂傾向的土壤，這對實現國家統一帶來更複雜的挑戰。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社會中“本省人”污名化和反對“外省人”情結的源頭，並深遠地影晌著台灣的政治進程。20世紀80年代台灣開放“黨禁”，90年代台灣開始“民主化”以後，這個事件終於成為國民黨當局的歷史“原罪”,也成為民進黨等反對勢力攻擊國民黨以及國民黨失去執政“正當性”的重大因素。無論國民黨如何道歉，都無法洗脫這一歷史“原罪”。大陸史學界對“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是：“台灣省人民反專制、反獨裁，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從當時國內正處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對國民黨當局的反饑餓、反內戰、反壓迫運動的大背景，和謝雪紅、楊克煌等台灣共產黨員以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先行者們組織人民群眾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殘暴鎮壓和領導人民起義的英勇鬥爭來看，這樣的判斷並沒有錯。但是，它還沒有完全反映出這個事件的複雜性，更沒有看到“皇民化”運動所隱埋在台灣社會中，最後滋生分裂傾向的因素。
雲漢提供了對“二二八事件”認識的另一個視角：客觀上，當時的台灣與大陸在現代化程度上存在著較大差距。台灣城市中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普及程度很高，去台灣接收的中國軍隊士兵絕大部分來自農村，根本就沒見過這些設施。台灣民眾過去見慣的是軍容整潔、軍紀較嚴的日本軍隊，來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在這方面要比日本軍隊差很多，欺壓百姓的情況也不鮮見。因此，在歡慶光復的同時，一些台灣百姓也對所接觸到的中國政府和軍隊產生了反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