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戰爭和侵華戰爭中，台灣是日本的一個重要兵源基地。日本戰敗投降以後，十多萬台籍士兵被遣返台灣。當時的台灣百業凋敝，失業率很高，百姓生活十分艱難。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根本無力妥善安置這些被遣返的台籍士兵，他們的不滿成為散布在整個台灣社會中的乾柴。“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等於提供了火星，迅速釀成熊熊大火。這些從日本軍隊遣返的台籍士兵都接受過軍事訓練，很容易就集結為一支準軍事力量。他們在台南搶奪了軍火庫，準備暴動。但一個偶然的因素阻礙了他們形成戰鬥力。國民政府在台灣受降時，把日本軍隊交出的槍支與彈藥分台北與台南兩個軍火庫存放。台南軍火庫雖被搶了，但裡面衹有槍支，沒有彈藥，無法形成作戰能力。正是這個偶然的因素，給國民政府爭取了從大陸調動軍隊的時間，對這場暴動進行了鎮壓。雖然這個因素並不能改變“二二八事件”的整個性質，但確實為認識“皇民化”運動的後果和台灣光復後社會的複雜性，也為認識今天和以後的台灣提供了更多的注腳。
作為曾經占領台灣的日本，從來就沒有放棄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企圖。20世紀60年代，日本以民間基金會的形式，在台灣鼓勵台灣史的研究，每年支持開台灣史研究的研討會，以高出數倍月薪的稿費，吸引台灣高校教師和研究人員撰寫有關台灣史的論文，使台灣史的研究在台灣成為一門顯學，逐漸從中國歷史中分離出來，並從中選拔研究骨幹，凝練台灣作為獨立主體的話語。正是以這樣滴水石穿的方式，為建構“台灣認同”和為瓦解中國的國家認同打下了基礎。
正是在與雲漢的這種交流中，我們從國家認同的高度，對在台灣反分裂和實現國家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所需要做工作的認識在不斷地加深。
三、是“民主化”還是“國家建構”?
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東解體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標誌著西方的話語、制度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西方的政治學者都在鼓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台灣的許多學者更是憧憬著要做“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優等生”。可是，隨著李登輝不斷推動“修憲”、修改教科書，台灣的“民主化”中翻滾著“本土化”的濁流，特別是當李登輝一步一步暴露出其“台獨”的面目時，引起了台灣一些堅持中國認同學者的警惕。1996年台灣所謂第一次選民直選“總統”，彌漫著“人民是頭家”的喧囂，雲漢的恩師胡佛教授敏銳地指出：台灣正在進行的不是民主化。所謂民主，是在國家認同確定的條件下，選民通過對政黨和候選人的投票，來決定公共政策的取捨。而台灣進行的是一個藉“民主”之名，要改變“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試圖建立新的“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建構運動”。雲漢與胡老師一起，開始對西方的民主理論、對台灣的“民主化”進行深入的反思。
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胡佛教授和雲漢都受到國務院台辦的邀請，赴香港出席香港回歸盛典。他們親眼見證了英國米字旗在1997年6月30日24點從香港降下，同時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的區旗在7月1日零點升起；親眼見證了駐港部隊進駐香港；親眼見證了江澤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也親眼見證了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臨時立法會議員、法官的宣誓就職；親眼見證了香港居民對回歸祖國的歡欣鼓舞。我相信能親身見證香港回歸，是雲漢人生中極為重要的時刻。雲漢再來上海時，竟對我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個小時他參加這個盛典時的所見、所聞、所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