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上升在群眾參與、廣泛民主。以往的方案討論，局限在雙方當局、精英層，現在則是普羅大眾、各個階層和利益群體都有計劃參與意見。以往某種程度上是形而上，現在是形而下。這就需要集中統一，因為民主如果不集中的話，個人、群體利益總是千差萬別的，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意見為主。大陸方面提出兩岸民主協商“兩制”台灣方案，根本是執政為民的宗旨、統一為民的導向、長治久安靠人民支持的現實決定的。群眾性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台灣問題不但海峽兩岸全民有份，而且“人人皆知”、公開透明、都不是門外漢，都不樂於“被安排”這樣一種局面。兩岸關係歷經七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兩岸特別是台灣方面實際上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跨兩岸利益結構，個人、利益群體離開兩岸關係因素，一切社會生活都會失序、失焦、失去方向感和抓手，故兩岸統一問題亦就直接關乎其實際利益。即便民進黨，如果沒有兩岸因素，它還會選舉，還會執政嗎？所以，群眾性的廣泛討論、民主協商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正是因為這種群眾參與、廣泛民主，要求我們學者在研究“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時，要有群眾觀點、利益集團分野的意識，廣泛進行田野調查、深入瞭解台灣社會階層、群體和利益結構，使得方案更加符合台灣的實際情況、更能照顧社會的大多數；不要寄希望於構建“烏托邦”，不可能有一個理想方案使得每一個人都滿意。這就有個取捨的問題，取捨的標準是最廣大台灣同胞的利益。要堅決避免方案被個別利益階層和集團誤導、綁架這樣一種導向，這樣的導向必然為統一後的變亂埋下禍根。
二是上升在民族復興、勢所必然。統一的時間節點實質是清晰的、日益緊迫。坦率地講，目前統一已經前所未有地臨近了，最晚的時間節點不過是民族復興實現之日。或許可能提前到中美關係再平衡之時，或“台獨”分裂勢力以及國際干預勢力挑釁逼迫、進逼紅線那一刻。換言之，以前緊迫感不強，現在要有時間節點意識，至少是最後的截止日——本世紀中葉是清楚的。
隨著我們前所未有一步步逼近民族復興的目標，統一不再是以往那種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實質無限期、留給下一代的問題了，而是現在進行時。以前的相關研究推動不能說與民族復興無關，但至少不像現在這樣的緊密。目前的兩岸民主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民族復興進程如此緊密地連為一體，與民族復興的進程如此同呼吸共命運緊相連，以至於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要麼可能導致我們的方案保守，要麼可能導致我們的這種討論與歷史的進程脫節而失去意義。跟不上歷史的進程，歷史就會用強制力揭示其強大的推動力（武力解決）。
這就要求研究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時，要與民族復興進程不同階段的社會意識、社會結構和社會資源的特點相結合，要與統一實現之日的中國場景因素相對接，這裡面就有我們容易想到的社會物質資源極大豐富、公民文明素質極大提高等因素，也有社會意識形態、政治治理、經濟結構、外交空間、戰略地位、軍事能力等這些容易被忽視的因素。而如果我們想到這一層，我們與台灣方面討論“兩制”台灣方案時，便能找到更多的結合部、同頻共振點。這裡面，切忌泛泛地講民族復興，而是要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描繪的藍圖，實實在在地把民族復興的場景展現出來，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對接起來。如此以來，我們研究、討論和民主協商的東風就更強勁了。這不是個簡單的借東風問題，更是個時所必然的問題；不是大躍進，而是實事求是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