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新的表述是關於所謂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到底雙方當初是不是達成協議，說中國大陸一定會採取和平的方式，必須採取和平的方式？第二個就是關於現狀的定義，到底現狀是什麼？到底這個現狀裡，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的地位又是什麼？所以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上是核心的問題、最敏感的問題，但是我認為現在雙方進入了一個非常實質的地方，就是到底未來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一些處理方式，比如像雙方的官方接觸到什麼層次，雙方的軍事合作到什麼層次，這些又如何回到當時建交的情境裡去加以釐清？當然事情會一直發展，當時的情況也不必然一定要沿用於現在。但問題是，如果當時所定義的情況現在要加以改變，到底對誰有利？到底改變的結果會使得台海更加動盪，還是更加和平？這些問題可以去思考。
顯然中美的很多問題都可以談，但是台灣問題似乎變成了對中國大陸來說是不可妥協的一塊。對於美國來說，能夠鬆動的空間也很小，建交之前就是這樣，到今天還是這樣子，所以怎樣讓雙方的各說各話能夠形成某種護欄，就變成考驗未來中美關係很核心的一個問題。當然一個棘手的馬上會碰到的問題就是賴清德要訪美，美國要怎麼處理，就牽涉到大陸要怎樣回應，我們談選舉的時候可以再進一步闡述。
中美關係的最大影響在於各自內部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我也同意剛才趙春山老師所講的，中美關係的最大影響在於各自內部的因素，比如現在大陸的經濟情況不如預期。其實現在的一些公共討論不見得客觀準確，因為大陸的經濟情況不如預期是說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但如果比較其他國家，大陸的經濟成長目前為止還不錯，大概還是有4%至5%之間；但是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是因為大陸現在經過疫情之後，停滯了一段時間，現在需要迸發式成長，才能解決社會經濟轉型的問題。可是現在沒有看到迸發式成長，其消費、投資等等都出現了很明顯的限制。因此大陸經濟成長的需要會影響對美國的應對方式，大陸還是希望美國、歐洲的企業能夠持續對大陸投資，能夠繼續購買大陸產品。要達到這兩個目標，大陸跟美國、歐洲的關係就不能搞得太僵。所以大陸內部因素當然是大陸的一個局限。但另外一方面，也同樣是為了內部合法性的因素，大陸也必須滿足國內一些鷹派的口味，所以在對美國的言辭方面又變得很重要；就是說實質上大陸需要維持雙方鬥而不破，還有一些合作的空間，但是在形式上又不能夠示弱讓步。所以怎樣去把握這兩個要求之間的平衡，就會影響到中國大陸對美國的應對方式。
美國是因為共和、民主兩黨的競爭，特別是鷹派當頭，選舉馬上要到了，特朗普要回來了，所以拜登也不能示弱。拜登一方面必須要跟大陸關係和緩，為美國經濟創造更好的外在環境，同時也是維繫住盟友對他的期望，因為美國的盟友不希望美國直接跟中國大陸衝突，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滿足國內鷹派，所以這兩方面的要求都要去平衡。而且這種平衡工作越來越困難，因為說給國內聽眾聽的，對方都會聽得到，所以沒有一個祇說給國內聽的環境。因為說話都要考慮到對方的想法，所以雙方的溝通又變得更加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