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運籌中美關係的主動性上升
長期以來，美國在中美關係中主動出招多，動輒下定義、提要求，中方被動做出反應。如今，中方展示出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在設置議題、管理議程、貢獻方案、塑造合作等方面的願望和能力都有所增強。例如，中方用“和平”為中美關係定性，把“不衝突、不對抗”作為發展中美關係的首要前提提出來，得到美方的共鳴。中國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敢提要求，有堅持，能克制，靈活運用對美鬥爭與合作的“兩手”，也是中方主動性上升的體現。
在同美方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國發揮主動性需要有極大耐心。這種耐心不是被動等待，而是提升中國自身的實力，同時不放棄做美國各界工作，并按照既定外交方針，推動中美關係發展。一方面，在美國的壓力面前，中國比美國的盟友有更大行動空間，不會用自我設限的方式去換取美國“保護”，而是有能力按計劃推進自身的發展戰略、國際經濟合作、意識形態立場以及外交軍事戰略等，并能够堅持使用對話和協商這種中國所青睞的打交道方式，引導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中國的持續發展壯大是中方運籌中美關係的能力基礎。例如，今年1月至7月，中國實際利用美資金額同比增長了25.5%，⑨這有助於提升美企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國也根據美對華制裁情況，堅決予以反制。5月，中方以“網絡安全隱患”為由，制裁美企“美光科技”。推動取消此項制裁便是美國參議院舒默代表團來華的主要訴求和議程。8月，中方宣布針對稀有金屬鎵和鍺的出口進行管控。中國企業也迅速響應，減少對西方國家的稀有金屬出口。經過中方的有力反擊，美方已意識到推行對華對抗不可行，販賣“新冷戰”不可行，組建所謂“反華統一戰綫”不可行。
（三）“中間國家”對中美關係有制衡作用
中美以外的“中間國家”奉行獨立外交政策對中美關係的消極走向有一定牽制，它們成為助推此輪中美互動升溫的重要外部力量。例如，美國舉辦“民主峰會”，在國內外遭到冷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不認同21世紀國際關係是“民主對抗專制”的叙事，此時美國若繼續打“民主牌”，將不僅難以團結到人，還會凸顯自身“民主亂象”的制度弊端，弱化自身影響力。再如，美國號召各國采取制裁俄羅斯的集體行動，卻得不到“全球南方”的跟隨，美國不得不從地緣政治意義上重新重視這個國家群體，聽取它們對“西方主導的秩序”的不滿，做出滿足它們對發展議題的關切的樣子。此外，大多數國家擔憂美國對華競爭目標模糊、願景危險，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歐洲蒙受對俄和對華制裁的經濟損失，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上升；亞太地區國家試圖平衡大國影響，選擇走“複合型結盟”的“第三條道路”，⑩希望避免傳統的兩極模式，這在客觀上對中美關係的消極走向形成牽制。
美方認識到，它與盟伴的對華政策存在顯著溫差，這導致它難以同時推進對華競爭戰略和創新盟伴戰略，對美國的戰略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需消除各方對“聯盟制華”的抵觸，使用對華競爭的另一面——即“管理競爭”來向外界表明，美方能够處理好對華關係。這麼做的目的還是在於緩解外界擔憂，拉攏國際人心，推進一致對華。
（四）全球性挑戰呼喚大國合作
隨著全球性危機日益頻繁發生，當今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并非中美關係，而是如何解決嚴峻緊迫的全球性挑戰和全球治理體系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這使得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合作尤為重要。在烏克蘭危機長期化、巴以衝突大規模升級、伊朗核協議陷入僵局、全球性問題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美尤需合作應對變局。今年來，中國推進“三大倡議”，提出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斡旋沙特與伊朗和解，為巴以停火止戰奔走等，踐行了中國的大國責任和擔當。拜登政府作為民主黨建制派主導的一屆政府，也重視讓美國重回國際合作議程，尋找發揮影響力的新抓手。
以往，全球性危機常常成為中美在全球治理訴求下推進戰略合作的契機。例如，小布什時期，中美因反恐合作進入“建設性合作關係”，開展前所未有的功能性合作。奧巴馬時期，中美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取得重要成果，發展“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戰略關係”。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經過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的政策動員，對華“威脅認知”發生巨變，對華合作面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不能與以往相提并論，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全球治理合作被置於對華競爭的框架之下，中美關係很難回到以戰略性合作為主導的關係狀態。
無論怎樣，國際社會過去三年多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所經歷的大國合作缺失、全球治理體系局部“塌方”等教訓告訴我們，大國之間的合作也許是靠道德或制度約束來產生，但它根本上是各國人民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應當是人類學習能力進化的產物，是國際政治向前演進的結晶，是讓國際社會有序運行的常識和本能。大國合作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理論或邏輯推理來證明。⑪中美有責任通過雙邊合作來推動全球多邊合作，這反過來也能擴大中美關係的空間和功能，約束中美關係的競爭面。
三、前景展望
下半年來中美互動升溫的態勢表明，儘管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已定，但中美仍有共同利益，在近期找到了和平共處的方法，其理當進一步助推中美關係儘快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上來。特別是要看到，當前中美關係氛圍的改善有美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調整戰術、中國運籌中美關係主動性上升以及國際體系制衡等深層次和結構性因素，這決定了雙邊關係階段性穩定的局面有可能在未來維持一段時期。
未來一段時期美方發展對華關係的框架可能包括：一面通過加碼制裁、干涉內政、聯盟制華的方式阻止中國崛起，另一面在對美國有利的領域展示合作姿態，避免走向對抗，確保經過長期競爭達到“競贏”中國的目的。并且，合作的軌道已從屬於“競爭”，合作的空間顯著收窄，與其說是美方與中國之間的合作，不如說是美方面向它所希望爭取的國際觀衆、盟友、夥伴的合作。對中方而言，要接受雙方高層互動并不足以從實質上改善中美關係的現實。
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美國國內政治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從總統大選看，拜登已正式宣布競選連任，現在將是2024年選戰消耗掉他全部政治資本之前與中方互動的最後機會。當前互動取得的任何進展和成果，都可以成為拜登在選戰中隨意撕毀的“價簽”，以展示對華強硬。當前，拜登政府基於民主黨的政治理念，在氣變方面尋求對華合作，但共和黨與化石能源利益集團關係密切，若贏得2024年大選，很可能推翻中美氣變對話的勢頭和成果。從國會選舉看，國會兩黨議員一貫在對華政策上比狠鬥硬，在大選中“誰也不能輸”的心態更強烈，可能會對中美關係造成更大的破壞性作用。從外交看，鑒於美國特殊的政治生態，很多國家可能會和中國一樣，擔憂與美國對話合作的可持續性，因為畢竟等到下一次選舉，一切會從頭再來。
註釋：
①“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②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J. Blinken remarks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③參見王鴻剛：《美國對華戰略的“新兩手”與“新兩難”》，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微信公眾號，2023年8月1日，轉引自：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30814/42922.html.
④“Countering China: Advanc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and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 of Thea D. Rozman Kendler,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 for Export Administration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Committee, May 31, 2023, https://www.banking.senate.gov/imo/media/doc/Kendler%20Testimony%205-31-23.pdf.（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⑤Stephen M. Walt, “Here’s How Scared of China You Should Be,” Foreign Policy, August 7,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8/07/china-rise-geopolitics-great-power-scared/.（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⑥Majda Ruge, “Primary concern: Trump, Ukraine, and the Republicans’ foreign policy division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21, 2023, https://ecfr.eu/article/primary-concern-trump-ukraine-and-the-republicans-foreign-policy-divisions/.（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⑦Andrew J. Nathan, “What Exactly Is America’s China Policy?” Foreign Policy, April 14,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4/14/us-china-biden-strategy-geopolitics/.（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⑧Tripp Mickle, David McCabe and Ana Swanson, “How the Big Chip Makers Are Pushing Back on Biden's China Agend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3/10/05/technology/chip-makers-china-lobbying.html.（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⑨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2023年8月31日，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30831.shtml.（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⑩Kelly A. Grieco, Jennifer Kavanagh, “The Indo-Pacific Has Already Chosen Door No. 3,” Foreign Policy, May 31,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5/31/us-china-indo-pacific-asia-biden-diplomacy-competition/.（上網時間：2023年10月5日）
⑪參見楊光斌：《世界政治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145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11月號，總第3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