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媒介生態。自1987年島內宣布解除“戒嚴”後，媒體百花齊放，報業、有綫電視、衛星電視結合選舉，迎來一波政治參與，台灣的媒介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革。2000年以後，香港壹傳媒以所謂“破壞式創新”策略進軍台灣市場，受英國小報腥膻色影響，用充滿爭議性和娛樂化的內容吸引讀者。在報道中“批藍罵綠”，“八卦”“狗仔”“爆料”等，這些方式卻翻轉了台灣媒體版圖，成為連續多年大學生最常閱讀的報紙，并對台灣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電視則以TVBS“2100全民開講”為代表，“Call In”“名嘴”以直播打破了原來“李（登輝）頭條、連（戰）二條、宋（楚瑜）三條”的潛規則與黃金時段重新洗牌。此外，這一代人還見證了台灣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在台灣電子業的基礎上，島內從1985年開始發展校園網絡，經歷了電話撥接上網到ADSL與有綫電視的有綫入網，再到無綫上網，直至如今智能手機的移動互聯網。可以說，他們幾乎是與網絡同步成長起來的一代，具有鮮明的“網絡原住民”特徵。這種網絡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更為多元的信息接收渠道，也拓寬了人際交往的空間。正是得益於網絡的普及和便利，即便在缺少電視台資源的情況下，柯文哲與民衆黨依然能够通過網絡平台進行政治傳播，與支持者進行互動和交流。所以有研究總結出：報紙、“老三台”保住了國民黨，地下電台、第四台、民視造就了民進黨，互聯網時代則成就了柯文哲與“時代力量”。①
3.兵役經歷。台灣的兵役制度經歷了多次改革。2000年1月起，兵役期限由原本的2年，按入伍的梯次順序逐年遞減。到了2008年，兵役期限被縮短為1年。2013年起，1994年出生的男性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就算完成義務。加上2000年8月替代役制度（Substitute Military Service）的引入，對這一代的台灣男性來說，他們能更好地銜接學校教育與職場工作，免除了人生2年的空窗期。但相對於其他世代的男性而言，這個群體對軍事訓練和戰爭缺少概念，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軍隊服役并不是一個普遍的經歷，或者服役時間較短，沒有深入地體驗到軍事訓練和戰爭的概念。
4.教育改革。台灣大學招生制度變革導致了不同世代的學生面臨不同教育制度，出現低分入學的高錄取率現象。1994年，台灣大學聯合招生核定人數為5.6萬人，錄取率為44.35%。這一時期，台灣的大學招生主要依賴於統一的聯合招生考試。2002年，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廢除了傳統的大學聯考，由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開始實施《大學入學多元制度》。首年招生核定人數增加到10萬人，其中，通過指定科目聯招考試的錄取率為80.41%，甄選入學的錄取率為65.63%。②隨後的改革中，台灣的大學入學制度演變為保送、推甄、申請、繁星及考試分發等“考招分離”方式。錄取由“一試定終身”的聯招分數（1972-1992），過渡到以學科能力測驗與指定科目考試兩階段分數（1993-2003），到大學科系自訂指定考試科目（2004-）的入學制度，2022年再演變為配合“108課綱”的分科測驗，形成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指考）、大學入學分科測驗與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的三種入學方案。
《誰是台大學生？》系列論文指出，島內最高學府台灣大學2001-2014年的生源地分布以台北市與新北市占53.57%，台北市大安區生源被錄取台大機率相對於台灣其他縣市高出6.2倍。此外，台大學生家庭平均收入高於台灣地區家庭平均收入15%，收入呈現金字塔頭部靠攏且“M”字化的趨勢，基尼曲綫變陡。此外，台大學生的地域和家庭背景對他們的入學機會也有顯著影響。表面上人人都有大學可讀，但實際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家庭經濟背景差異等，都影響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寒門難以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加劇了台灣社會階層固化。
5.人口結構。20-39歲世代是成長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路上。根據台灣內部事務主管部門統計資料，③台灣地區生育年齡婦女生育率自1998年成為拐點，首度跌破1.5，隨後一路下滑。2000年生肖龍年新生兒30.7萬後，再度下滑至2023年生肖兔年13.5萬人。1993-2018年是台灣高齡化社會的關鍵25年，2018年起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4年台灣地區的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是1:4。這個群體到2065年時要面對每1.2-1.1人負擔老年人口的撫養比，意味著衹有一個人在工作撫養他們。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指出，2024年與2000年相比，“長者變多，兒童變少”，扶幼社會轉變成扶老社會，從人口學上的改變，青壯年族群的選舉行為會有所差異。台灣的少子化和高齡化問題將對整個社會，特別是目前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影響不僅限於經濟和社會層面，還可能涉及政治和文化領域。很明顯，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所制定的應對政策和措施，都無法讓年輕一代確保自己在所處的社會能可持續發展。
6.婚姻狀況。按主要群體出生前一年來推算他們的父母年齡，1984年台灣地區結婚年齡平均數男性為28.8歲，女性為25.3歲。2003年台灣地區結婚平均年齡男性33.8歲，女性28.4歲。④所以，他們的父親大約在1955-1970年出生，母親在1959-1976年出生。他們的父母出生成長在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兩岸關係年代。當前，台灣地區最新規定男女年滿18歲可以結婚，這個群體截至2024年投票前，已經全覆蓋在婚齡之內。不過，2022年數據顯示，台灣地區的結婚平均年齡延後到男性34.7歲，女性32.5歲。男性與父親平均婚齡差距5.9年，女性與母親平均婚齡差距7.2年，兩代人對婚姻看法可能存在差異，尤其是女性。女性約略衹有3成結婚，7成處於未婚狀態。根據台灣《今周刊》調查，43.8%不想結婚的主要理由是“不生孩子，不需要結婚”。⑤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1991-2021年“有偶人口離婚發生率”從6%上升到13%，維持10%上下浮動，到2022年離婚數4.78萬對中婚齡未滿五年占34.75%、離婚率創新高、新生兒數13.8萬、生育率0.87呼應了這個數據。媒體用“超單身世代”形容這個現象，學者則指出離婚率背後是面對婚姻忍受力比較低。
7.醫療保障。1995年3月1日，台灣當局實施全覆蓋的“公營單一社會保險制”，至今台灣人民的納保涵蓋率達到99.6%。也就是說，這個群體基本從出生開始就不需要擔心醫療。歷年健保滿意度從1995年的39%滿意與47%不滿意發展到2021年91.6%滿意與7.3%不滿意，加上多個評比結果顯示台灣醫療水平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⑥顯示了這個群體生長在一個逐漸完善的醫療保險體系，且對醫療水平的認可度與信任度增強。雖然保險制度在最初規劃時預期到了經濟會持續增長（當時的經濟成長率是6%），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也趨於緩慢，這給保險制度的持續運行帶來了壓力。特別是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13.2%的老年人口用掉了37.3%的健保醫療費用），使得保險制度的財務狀況經常出現赤字。這種狀況可能導致“青年世代被剝奪感”，因為他們需要為老年人口的醫療費用承擔更多的費用。健保對年輕世代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生活上享受到全面和優質的醫療服務，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另一方面，需要在更加嚴峻的社會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
8.文化記憶。文化與社會緊密相連，共同記憶和社會價值觀塑造了當代的集體文化記憶。上世紀90年代初，流行音樂已躍升為島內大衆傳播的核心形態，台灣流行文化邁入了工業的新階段。在這一時期，商業利益最大化成為了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導致流行文化的受衆群體愈發年輕化，同時偶像崇拜現象也逐漸引發社會關注。香港歌手進入台灣流行音樂排行榜，1990年至1999年間，年度排行前十名的歌曲中，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38%）來自香港的演唱者，流行音樂排行榜上的歌手地域分布大致呈現出香港、東南亞與大陸、美籍華人以及台灣本地的順序，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盛況。同時，以張惠妹為代表的高山族歌手也在商業機制的推動下，成為了音樂市場的標準化商品。此外，日本趨勢劇（Trendy Drama）改名“偶像劇”通過衛視在台灣落地熱播，延伸出台灣拍攝偶像劇在海峽兩岸形成文化洄流的現象，如《流星花園》。電影《悲情城市》獲國際大獎、《海角七號》創台灣地區票房記錄等，都是這個世代所經歷的重要文化事件，這些事件塑造了這個群體的台灣文化記憶，反映了多元文化交融和社會發展的歷程。
四、台灣青年世代的群體畫像
從政治傾向來看，這一代人呈現出“不鮮明”“善變”“曖昧”的顯著特徵。他們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話語中，雖然看似短暫地傾向支持某個政黨，但很快又會轉移至另一政黨，這種快速的轉變不僅體現了他們政治傾向和認同的不穩定性，也揭示了其內心對政治立場的排序和權衡。頻繁改變政治立場時，是對制度的信任減弱，政治傾向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和碎片化，使得共識難以形成，對社會的凝聚力產生負面影響，影響和諧與穩定。
從社會現象的角度觀察，台灣年輕人展現出一種普遍而複雜的“矛盾”態度。這種態度不僅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心態與生活方式，更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顯得尤為突出。他們一方面熱衷於排隊品嘗大陸的酸菜魚等美食，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大陸食品安全的擔憂，這種矛盾心理或許正是源於台灣媒體長期營造的“同向性偏盲”輿論環境。⑦這種環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獲取多元信息的能力，導致他們在面對兩岸關係時表現出一種複雜且微妙的平衡感。
台青經歷了與父母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變化，健全的醫療保險減輕了他們的經濟負擔和生活壓力，來自傳統價值觀的社會壓力也相對較低，如：傳宗接代、金榜題名或意識形態等，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嚴格的束縛和期望。這種環境為台青提供了自由度和選擇空間，得以寬鬆的態度去追求個性化和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如：視面包師吳寶春為偶像。然而，他們也明白自己未來將面臨的嚴峻挑戰。人口老齡化、少子化趨勢日益加劇，醫療保險赤字問題的凸顯，低薪資與高房價的矛盾愈發尖銳，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難以忽視，經濟成長遭遇瓶頸，這些現實問題已經壓在了台青的身上，他們對前途感到迷茫和彷徨，擔心自己無法實現理想的生活狀態，甚至將焦慮的情緒轉移到對上一代的不滿。這種心態轉變，不僅揭示了台灣年輕人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也反映了他們內心的掙扎與對未來的深切期盼。實際上，台青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在試圖為自己和這個時代尋找出路，都是在用實際行動表達對未來的期許和關切。
本文是福建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FJ2024T009）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①黃裕峯,台灣輿論場的政黨角力[J],台灣研究,2016(05):53-61.DOI:10.13818/j.cnki.twyj.2016.05.007.
②李大偉等,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之評估研究.[D]台“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2年4月。
③李淑瓊,少子化問題對策研析[EB/OL],[2013-03-24].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07223.
④來源：台灣行政主管部門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gender.ey.gov.tw.
⑤今周刊編輯團隊,催生政策20年失靈真相[J],今周刊,2023年3月30日。
⑥ NUMBEO全球醫療照護指數；RankingRoyals最佳醫療照護城市。
⑦黃裕峯,黃柳潔,趙熳,等.台灣媒體政治偏向研究——以兩岸關係議題為例[J],台灣研究,2021(06):53-60.DOI:10.13818/j.cnki.twyj.2021.06.00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5月號，總第317期，P21-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