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被稱為“諸夏”，周邊的民族被統稱為“夷狄”。作為儒家學說的創立者，孔子認為“諸夏”和“夷狄”之間存在共同的道德標準，而且“夷狄”也有長處。《論語·八佾》提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過去的注解家把“不如”解釋為“比不上”，這句話的意思就成了“夷狄即使有國君，也比不上諸夏沒有國君”，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宋代朱熹注釋這句話時，將“不如”解釋為“不像”，這樣整句話道理更顯豁、邏輯更分明。孔子所著的《春秋》稱原先被視為“夷狄”的楚國國君、吳國國君為“楚子”“吳子”，即與上述孔子的理智態度相照應。孔子對所謂“夷狄”的開明態度，深深影響了《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以文明程度來區分夷夏，而不是把種族作為評判標準。同時，《春秋公羊傳》還認為，經過長期融合，最終能夠徹底消除夷夏之別，達到“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
孔子開啟的夷夏可變論影響極為深遠，不僅被董仲舒、何休等一大批思想家所傳承和弘揚，而且成為後世王朝所共同遵循的原則，從而建構起一套極具開放性、靈活性又十分穩固的文明秩序。從中國歷史的整體演進看，政治大一統和交流融合毫無疑問占據主流地位，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自秦漢統一局面形成以後，很多君主都強調“四海一家”。漢武帝提出要“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隋煬帝稱“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唐太宗說“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統治後立即昭示天下：“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開放包容、團結和諧，無論文化如何多樣、族群如何多元，彼此間總會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最終融為一體。古代典籍中的另一個常用概念“混一天下”同樣體現了這一點。中華文明的演進模式是周邊共塑中原、中原反哺周邊，是多方的互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這是中西方文明演進的重大差別。
嬗變與調適
清朝的建立和鞏固，實現了中國空前規模的大一統，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認同進一步增強。當清朝疆域基本定型時，“夷”和“外”也就有了新的內涵，不再指中原周邊的少數民族，而是清朝大一統版圖之外的民族、國家、文化。但是，在19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面臨巨大轉折。此時，除了要妥善處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應對西方文明的東進。作為清代中後期學術思想主流的公羊學，其進步的夷夏觀在延續中華文明包容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不少學者以對中國歷史和世界形勢的認識，發前人所未發，比如，龔自珍反復陳述清代邊疆形勢與前代大不相同，迫切問題是如何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統，“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魏源在公羊學影響下，衝破了“嚴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鎖，跨過中西文化巨大差異的界限，認識到不能以昔日的“夷狄”視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成為近代向西方學習的先驅人物；梁啟超深諳公羊學進步夷夏觀的理論精華，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論證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他認為“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範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我族夙以平天下為最高理想……懷遠之教勝，而排外之習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