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新分子之加入。”
辛亥革命爆發後，國內傳統夷夏大防觀念復甦，西方列強也假借所謂單種族的民族國家理論，試圖讓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機。當時，許多學人撰文批評“排滿”等狹隘的種族主義會讓中國陷入分裂，認為華夷之別在文化不在種族，而經過幾千年交流融合，彼此之間已實現一體化。基於此，“五族大同”“五族共和”“大中華”等概念被提了出來，最終被付諸中華民國的政治實踐中。
在中華民族意識覺醒和現代國家建構這一重大問題上，中國並未“跟著西方走”，而是遵循自身幾千年的文化邏輯，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可見，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吸收其他文化但又堅守自身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是中華文明突出包容性的最好體現。這一突出特性在近代經歷了嬗變與調適，在處理內部民族關係和應對西方文明衝擊兩大層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淬煉與升華
中華民國的建立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中華文明依然處於蒙塵的境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早在1938年，毛澤東同志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經過淬煉、實現升華，並結合時代條件為解決“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時代課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堅定不移地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自覺從幾千年歷史文化中汲取優秀資源，從而在國家制度、民族關係等方面建構起特色極為鮮明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出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有力證明協和萬邦、四海一家等優秀傳統理念在現代中國仍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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