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黃某乙收受150萬元只是賄賂款的指定去向。國家工作人員讓請托人支付給第三人財物的行為，本質是在行使其對賄賂款物的支配權，與收受請托人財物後自己再進行處置並無實質區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由此可見，支付給第三人財物只涉及賄賂款物的具體去向，不影響行受賄犯罪性質的認定。因此，國家工作人員授意請托人代為向指定的第三方支付財物，實質上是將應當由自己實施的行為或支付的費用，利用職權讓請托人去完成，也屬於受賄罪中“收受他人財物”，本質上也屬於權錢交易。
吳承光：張建偉及其辯護人上述意見不能成立，法院對其不予支持。根據查明的事實，黃某乙自始至終未取得該項目，黃某甲系在張建偉安排下取得該項目，黃某甲和黃某乙之間並沒有買賣中標項目的基礎和事實。張建偉利用其職務便利為黃某甲謀利，黃某甲經張建偉的授意送給黃某乙150萬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張建偉雖未實際經手該150萬元，但其仍構成受賄罪。
2021年5月，薛某將25萬元轉賬到湯某銀行賬戶，備注為“借款”，張建偉被留置後，湯某將25萬元退還給薛某，張建偉是否構成受賄？
蘇一峰：2021年5月，張建偉承諾將城市時令花卉項目交由薛某承攬，後要求薛某將好處費交予湯某。薛某安排其合夥人雷某將這25萬元打入湯某的賬戶後，薛某、湯某均將相關情況告知了張建偉，張建偉對這25萬元取得了實際控制權，此時張建偉的受賄行為已達既遂狀態。至於雷某在轉款時備注為“借款”，實際是擔心給付好處費後未能承攬到項目，以便用“借款”的名義索回。薛某與張建偉之間不存在借款的主觀目的，薛某與湯某之間也不存在實質借款關係，且此後張建偉幫助薛某承攬到項目，薛某未再要回該25萬元。因此，轉賬雖備注為“借款”，但本起事實本質上系權錢交易，張建偉構成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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