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一：國家工作人員收到請托人財物後及時退還或上交的（或有退還、上交的真實意思表示或行為的），因其客觀行為反映出主觀上並無受賄故意（或不能證明有受賄故意），雖其客觀上收到財物，不能認定構成受賄。主要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在收到財物後，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將財物退還或上交的，可認定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沒有受賄故意，不是受賄。此外，國家工作人員雖客觀上未在短時間內退還或上交，但有相當證據證明其確實有積極退還或上交的意思表示或行為，只是由於客觀條件限制，退還或上交暫時沒有實現的，一般也不宜以受賄認定。比如，國家工作人員已及時、多次聯繫請托人退還財物，但請托人已出國，雙方約定等請托人回國後取走財物，若此時案發，不宜認定該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
情形二：國家工作人員收到請托人財物後未及時退還或上交的，因其客觀行為反映出主觀上具有受賄故意和占有財物的意圖，應認定其行為構成受賄罪。在一些案件中，國家工作人員的確存在一定的退還、上交的意思表示或行為，判斷其是否具有受賄故意，應從其退還、上交的真實性出發進行核實判定。比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到財物後雖向請托人表示過退還財物的意思，請托人亦未拒絕，之後該國家工作人員再無退還的意思表示或行為，也沒有客觀條件限制其退還，收受的財物長期未退還，甚至被國家工作人員轉移、隱匿和使用的，應認為國家工作人員退還財物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實的，根據客觀行為判斷其產生了收受財物的受賄故意。
具體到本案中，筆者認為錢某案發前退還、交存部分款物，不屬於《意見》規定的“及時退還或者上交”。首先，錢某並非及時、全部上交或退還，且交存的款物與收受的款物數額差異明顯。從錢某交存市自規局辦公室200萬元的具體情況看，2015年至2017年期間錢某收受私營企業主錢款後分文未交，2017年至2023年期間交存200萬元，但整體上看收受財物多、交存財物少，錢某退還財物發生在其收受的若干年後，且僅退還部分財物，在案證據顯示並無客觀情況阻礙錢某及時上交、退還。其次，錢某交存或退還部分收受財物，系其在掩蓋犯罪和逃避查處心態支配下實施的，並非真上交、真退還。錢某不向紀檢監察機關上交，而是選擇交存到由其直接管理的市自規局辦公室，並私下交代辦公室主任尤某進行保管，市自規局其他班子成員對錢某交存的200萬元並不知情，表面上該200萬元由被錢某占有變成被公家占有，但實質上未改變該款項的性質，200萬元從未依照市自規局公款流程支取使用，錢某對該200萬元擁有絕對的控制、處分權。2023年下半年，錢某向市領導報告和向市自規局班子成員通報其收受1200餘萬元及交存、退還的情況，系因與其受賄相關聯的人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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