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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次定位 |
（六）2012年：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被中國學界討論最久的一個定位。進入2010年後，美方在與中方共提“積極全面合作關係”的同時，也在徐徐鋪展名為“戰略再平衡”的戰略調整。或許正是為了化解美方新戰略可能帶來的風險，不使中美關係發展偏離正常軌道，2012年2月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訪美期間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次年6月，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訪美時再次呼籲中美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并將其內涵界定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根據中方的新聞稿，“雙方同意，共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⑨這似乎表明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建議。
但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作為美國的區域性軍事對手、全球性經濟對手、全面性政治對手的觀念，正在美國精英層逐步強化。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兩黨候選人都在打“中國牌”，幾乎將其國內所有問題都歸因於中國。中國學界在討論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概念時，幾乎全部都在強調其必要性、可行性和重大意義。而美國學界雖然對這個概念看法各異，但整體上還是負面聲音居多。隨著中美關係中競爭面的日益凸顯，“新型大國關係”逐漸淡出美國學界的研究視野。至於美國政界，雖然有人贊同中美確實需要建立一種新型大國關係模式，但始終沒有接受中方所定義的內涵，甚至從來沒有完整使用過這一概念。
在中國學界熱烈討論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的同時，美國學界和政界也在進行著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對華政策辯論。到2016年大選時，這場辯論似乎已經有了結果，多數人士認為自尼克松以來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失敗的”，它不僅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還幫助中國快速崛起，反過來威脅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地位。美國必須改弦易轍，以強硬手段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對美國的挑戰。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同一時期中方堅持不懈地推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而奧巴馬當局始終保持謹慎態度。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後，中美在多個領域相繼爆發摩擦和衝突，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討論趨向平靜。
［表1：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次定位］
（七）2017年：大國競爭關係
2017年特朗普上任後初期，中美關係保持了一段時間的穩定，其間兩國元首還實現了互訪，給外界造成一種中美關係有驚無險的想象。但特朗普當局於當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無論在哪個議題上都不再視中國為朋友或夥伴，而更多地視為競爭者、對手或挑戰者，在某些議題上甚至還隱晦地視中國為敵手（adversary）。這完全契合該報告對中國的整體定位：“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和“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⑩2020年5月，特朗普當局發布美國歷史上首份綜合性對華戰略報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其中指出：美國現在承認并接受“中共一直在其內部對美中關係的界定：大國競爭”。⑪也就是說，美方把中美關係正式定位為“大國競爭關係”，并在主觀上認為這也是中方的看法。此後，中美之間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從南海到台海，競爭全面展開。雖然中方從官方到學界強調中美之間不僅有競爭也有合作，但這無法阻止雙邊關係的全面惡化。
2021年上任的拜登當局基本繼承了特朗普政府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國務卿布林肯在2022年5月公開發表的題為《本屆行政當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演講中聲稱：“我們將與中國競爭，以捍衛我們的利益，推進我們對未來的願景。”⑫2025年再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當局，并未改變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定位，仍將其視為戰略競爭關係。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美方在強調對華競爭的同時，都承認中美仍有不得不合作的領域。比較而言，中國官方迄今仍避免使用“戰略競爭關係”或“大國競爭關係”這兩個術語，但學術界討論者衆，主張嚴厲批判和客觀對待的聲音并存。
二、對中美關係歷次定位的規律分析
從上述梳理可知，冷戰後中美至少對雙邊關係做了八次定位（見表1）。單從時間上看，這些定位有先後繼承的關係。但從邏輯上看，它們反映了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當然，這些定位主要由兩國官方做出，衹有“兩國集團”定位由美方學界首倡并引發較多討論。筆者迄今未看到兩國學界對中美關係的其他定位。深入分析上述八次定位的過程與內涵，可以找到一些規律與特徵，對於我們理解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歷史、現狀及未來走向都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首先，這些定位可以劃分為積極定位和消極定位兩大類。積極定位強調雙方合作的重要性，探討實現這些定位的可能性與實施路徑，意在推動雙邊關係往良性方向發展。消極定位強調雙邊關係的競爭性質，對其發展前景持悲觀或警惕心態。如上表所示，僅有的兩次消極定位均由美方提出，即分別由小布什總統和特朗普當局先後提出的戰略競爭關係。其他六次定位均屬積極定位，其中四次由中方提出，兩次由美方提出。而美方提出的這兩次積極定位中，有一次僅由美方學界提出。也就是說，在六次積極定位中，衹有一次是由美國官方提出的。
客觀來說，由中方首先提出對中美關係的定位，并不意味著中方掌握了中美關係發展的主導權。恰恰相反，中方提出這些積極定位的歷史背景，往往是中美關係剛剛經歷重大波折，或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例如，江澤民於1997年首倡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背景，主要就是中美剛剛經歷過1996年台海危機。唐家璇於2001年首倡建設性合作關係，主要就是因為中美不久前經歷過“炸館”、撞機、美方放言“協防台灣”等事件。衹有胡錦濤於2009年提出的積極合作全面關係，是美國新總統就任後中美關係面臨難得的良好開局而提出，可以看作是中方掌握中美關係發展主導權的一次重要嘗試。
第二，所有的積極定位都是“將來時”而非“完成時”。這些定位多冠以“致力於”或“構建”等表示“尚未建成”“有待努力”之意的限定語，表達的是一種努力方向，也意味著價值上的認可。在表達這種價值認可的時候，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承認當下的中美關係并未達到所期待的那種理想狀態，而這種狀態是值得雙方共同追求的，至少在首倡者看來是這樣。除了前述由中方首倡的積極定位大多基於中美關係剛剛經歷重大波折或面臨更大不確定性的歷史背景外，佐利克於2005年提出“利益攸關方”的概念時，一個未被明言的假設就是：中方在當時未被美方認定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全球重大議題上尚未“全心全意”地與美方合作。美方提出這個倡議，旨在督促中方在美方關切的重大議題上更加積極地配合美方，使得中美關係成為兩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一種有待完成的“理想”。至於美方學者於2008年提出的“兩國集團”倡議，也是對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一種理想化的定位，而非對現實的客觀描述。
第三，兩個消極定位明顯是首倡者對當時中美關係性質的主觀判斷，是“現在時”而非“將來時”。2001年初剛上任的小布什總統在競選時就認為中美關係已是戰略競爭關係。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對這一論斷做過如下解釋：“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滿。這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力量，而是試圖推動亞洲力量對比朝著於己有利的方向改變。僅此一點，就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克林頓所稱的戰略夥伴。”⑬2017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中國“修正主義大國”和“戰略競爭者”的定性，反映的也是特朗普當局對當時中美關係的定位。2020年5月發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把中美關係定位為“大國競爭關係”。這兩份文件都分別從經濟、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中美競爭關係展開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冷戰後對中美關係的兩次消極定位都由美國官方提出，中方從未接受。但從中方學者的大量討論來看，有不少人承認中美在諸多議題上確實存在競爭，并擔心這種競爭走向衝突。
第四，雙方并未對所有的積極定位都達成過共識。雖然有些積極定位在首倡者看來是值得追求的，但對方基於各種原因而未明確認可，有些還遭對方明確拒絕。例如，由美方個別學者提出的“兩國集團”概念，本質上也是對未來中美關係發展前景的一種設想，雖然美國官方并未明確表態是否贊同，但中國官方明確拒絕并給出了拒絕的理由。而對於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定位，美國學界的討論并不積極，參與討論者也多持疑慮態度。美國官方實際上也是虛與委蛇，沒有明確贊同。雙方對某些積極定位難以達成共識，以及在另外一些積極定位上雖曾有共識但未能持久，主要原因在於雙方都在很大程度上確定對方“不懷好意”：中方從未放鬆對美方企圖搞“和平演變”的警惕，而美方也高度警惕中方在崛起後挑戰美方的全球主導地位。這就注定了雙方在對雙邊關係的定位上很難達成持久的積極共識。隨著美國國內從民間到精英階層形成高度一致的對華負面認知，以及中美之間在諸多議題上分歧的加劇，“戰略競爭關係”這個消極定位很可能成為雙方（儘管中國官方從未認可）最有共識、存續時間最久的雙邊關係定位。這無疑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三、結論與討論
冷戰後的中美雙方都曾多次表達對雙邊關係的期待和定位。美方對中國的期待主要體現在對華接觸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上。他們基於民主和平理論，相信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因此試圖通過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改變中國政治結構與行為模式，使中國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中國對美方的期待，是希望美方能本著和而不同的原則，包容中國的和平崛起，即使不贊同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也不要阻撓中國的崛起。雙方對彼此的上述期待，就反映在各自對雙邊關係的定位上。因此，即使對那些曾經達成共識的積極定位，也是雙方基於不同的長遠預期而達成的，這就決定了這類共識的暫時性與不穩定性。
有人把冷戰後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雙方缺乏戰略互信，或者說存在戰略互疑。然而，所謂“信任”是指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或確定性，其語言和行為具有一致性，而無論這種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對自己是否有利。筆者傾向於把不同主體之間的信任關係區分為積極互信和消極互信。前者是指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對己方有利，至少無害；後者是指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對己方不利、甚至有害。而互疑則是指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既可能於己有利也可能於己不利甚至有害。在雙方篤定對方將會或已經做出不利於己的舉動時，所謂的疑慮或互疑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以此邏輯推之，冷戰後中美雙方要麼對對方和雙邊關係的定位難以達成共識，要麼即使達成共識也很難持久，根本原因不在於雙邊缺乏戰略互信，也不是因為戰略互疑。事實上，雙方都確信對方的意圖、行為及其後果不利於、甚至有害於己方利益。中方堅信“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方堅信一個“異質”且日益強大的中國必將對美國構成挑戰。過去之所以能達成共識，主要原因在於中方尚處於發展過程中，中美實力差距相對較大，“異質”的中國并未使美國感受到即時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美方期待在中美接觸過程中能改變中方的“體質”，使之向與美國“同質”的方向演化。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特別是進入2010年以來，美方有越來越多人士意識到中國制度的韌性，特別是這種韌性在中國實力日益壯大的背景下對美國造成的所謂“威脅”。簡言之，美方精英認為中國的“異質性崛起”對其構成威脅，這才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結構性矛盾。它與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台海南海之類的地緣政治、經貿衝突等結構性矛盾相互交織，導致中美雙方很難就雙邊關係的現狀與未來達成持久的積極定位。未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長，中美之間的消極互信必然加劇。相應地，雙方越來越有可能在雙邊關係上達成消極定位的共識——雖然這絕非兩國人民之福，也非世界人民所盼。
注釋：
①《中美聯合聲明（1997年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ztzl/zmdh/content_624352.htm，訪問時間：2025年1月18日。
②Robert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See 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訪問時間：2025年1月21日。
③陶文釗著：《中美關係史（2001-20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第194頁。
④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Think Ag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p. A17.
⑤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4 (2008), pp.57-69.
⑥牛新春：《“中美聯姻”其實是一個套》，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網站：http://chinaps.cssn.cn/rdpl_58843/201506/t20150618_2358961.shtml，訪問時間：2025年1月12日。
⑦“溫家寶會見奧巴馬 不贊成有關‘兩國集團’提法”，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1-18/1972060.shtml，訪問時間：2025年4月23日。
⑧“胡錦濤首次會晤奧巴馬 推動中美關係進入新航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jrzg/2009-04/02/content_1275293.htm，訪問時間：2025年3月23日。
⑨“記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ldhd/2013-06/11/content_2424357_3.htm，訪問時間：2025年4月27日。
⑩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25, 45. Se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訪問時間：2025年1月16日。
⑪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0), p.8. Se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訪問時間：2025年6月14日。
⑫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ech by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6, 2022. See https://au.usembassy.gov/secretary-blinken-speech-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訪問時間：2025年6月14日。
⑬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2000), p.5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4-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