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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中美競合的“非零和博弈”
http://www.CRNTT.com   2025-09-25 00:05:23


 
  (三)加拿大先進產業落後與美國產業政策的周邊延伸

  加拿大作為美國重要的鄰居和意識形態上的穩定夥伴,在美全球產業聯盟及亞太經濟格局中具有重要的角色定位,成為被美所“裹挾”的重要棋子。

  然而近年來,加拿大在先進產業領域的競爭狀態就如同其法語區蒙特利爾的表現——虛弱和衰退,頗為“不爭氣”。美則“恨鐵不成鋼”,2022年美聯邦政府預算專門對加拿大進行了具歷史意義的撥款,助其提升先進技術產業的競爭力。用通俗語言來說,加拿大除了挖礦就是賣油。

  贏得先進產業的發展意味著經濟增長、貨幣的強勁、利潤的提升、供應鏈的穩定以及產業安全基礎。美國有智庫專門提出“漢密爾頓指數”,通過對加拿大七大領域的數據——醫藥、電子設備、機械裝備、汽車產業、航空運輸設備、電腦產業、信息技術與信息服務進行調研分析,對加拿大在先進產業領域的現狀進行全面評估。

  加GDP占全球份額從1995年的1.95%上升到了2018年的2%,然而其先進產業的份額卻從同時期的1.8%下降到1.2%,其在汽車產業的份額從同時期的3.6%下降到1.5%,其在電子產品的全球份額甚至下降了57個百分點。2018年加GDP一季度增長率僅為0.3%。⑥加在七大先進產業領域可謂滿盤皆輸。

  經濟學家用“區位熵”(Location Quotient)指數(也稱為地區專業化指數,旨在說明某區域某產業的專業化程度,即集聚水平,也可以反映該區域產業)的概念來反映特定產業在全球產業佈局中的份額,以2018年各國先進產業的區位熵指數為例,加拿大為0.6,美國為0.94,中國為1.34,德國為1.74,墨西哥為0.95。⑦可見加在全球先進產業處於落後水平。

  加拿大扭轉這一局面已迫在眉睫,主要有四種可能的途徑。一是加快技術研發,停止滑向第三世界“賣資源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知識產權,建立專利機制,並應撥款專門設立加拿大創新投資局;第二,加應仿效美國會出台芯片法案以推動企業設廠生產半導體,對先進產業設立工廠實施全面准入制度;第三,加政府應從傳統大學教育體系的基礎型科研轉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應用型研究,為此政府還應設立加科技研發基金;第四,加還應通過立法機制對傳統的以礦產、石油生產為主的企業施加高額稅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為先進產業提升競爭力。

  加產業衰落的事實已難以扭轉,對於加薄弱的產業環境以及市場標準,離開美,恐難以獨行,其產學研機制也有很多空白之處。美國人傳統上就對加拿大有一種歧視心態,美國政客普遍希望加拿大能夠以美《芯片與科學法案》作為榜樣,緊跟步伐。其實,隨著北約在ICT領域和數字經濟領域的深入協調,加已在實質上被美政策所“綁架”。未來大西洋兩岸對華為的路數,一定程度上將以美不斷祭出的法案作為“晴雨錶”。

  (四)特朗普第二任期產業政策的核心內容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的產業政策主要圍繞振興傳統製造業、調整能源結構、推動關稅和稅收政策改革、以及加強對盟友和競爭對手的戰略佈局展開。

  特朗普政府計劃通過關稅和稅收手段保護美國工人,鼓勵製造業回流。具體措施包括對所有交易夥伴徵收一定比例的關稅,並對特定國家如中國徵收更高比例的關稅,以此迫使外國製造商將生產線轉移回美國。此外,特朗普政府還計劃通過減稅政策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吸引跨國企業在美國建廠。

  在能源方面,特朗普政府宣佈國家能源緊急狀態,計劃大力發展石油和天然氣產業,同時削弱新能源的發展。特朗普認為,擴大傳統油氣能源生產有助於實現美國能源獨立,促進經濟與就業。這一政策調整引發了環保組織和新能源企業的強烈反對,但特朗普政府堅持認為,美國的利益和發展應優先考慮。

  在關稅和稅收政策改革方面,特朗普政府主張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並計劃將企業所得稅率進一步降低至15%,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也相應下調。這一改革旨在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然而,減稅和增加關稅的政策組合可能導致美國財政赤字上升,引發通脹壓力。

  在對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對盟友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態度,要求他們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特朗普認為,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承擔了過多的責任和負擔,現在應該讓盟友分擔更多。同時,特朗普政府也加強了對競爭對手如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佈局,試圖通過制裁、關稅等手段遏制其發展。

  三、中美核心利益的對抗與美國國內政策的調整

  (一)中美競爭的核心領域

  科技競爭是中美未來競爭的核心領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中國在軍事科技上的超越,比如無人機、艦艇技術,都將牽動特朗普在第二個任期內的政策傾向。所以科技是核心之一,軍事科技和新興技術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軍事力量專家在分析中美關係的時候往往提及安全困境和核補償理論。在軍事安全領域,核威懾和常規軍力的互動是中美博弈的主要場域。主流學者預測2025年可能的軍事衝突地點,但從現實和宏觀來看,中美博弈更多的是對抗方面,而不是簡單地預測戰爭。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南海、台海、東亞、東南亞的爭奪都是中美博弈的空間維度。地緣政治對抗在表象上看是另一個核心,涉及區域影響力、美國的盟友體系。隨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增加,美方在域內的軍事存在也面臨壓力。

  經濟方面,中美競爭的主要賽道是產業鏈重構、科技脫鉤。關於供應鏈壁壘,中國在製造業已具備明顯優勢,中國在供應鏈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中美經濟博弈從供應鏈競爭、技術封鎖與反制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關稅政策等方面來看,都將是長期和複雜的。從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可以看到美方高關稅施壓策略已經階段性下調,這也伴隨著美方巨大的外貿損失作為代價,如能源出口銳減。因此,重構供應鏈與精準的去風險化將是特朗普下一步戰略調整的重要方面。

  科技領域除了國防科技的博弈,還有AI治理以及中美在AI治理上的合作與競爭。這個領域雖然有一定合作,但核心競爭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制定國際標準方面。對於中美兩國來說,這也是屬於科技規則制定權的爭奪。

  台海問題是中美之間可能發生直接衝突的風險點。在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要防止事態升級。2022年世界上幾乎一半的集裝箱船會通過台灣海峽,尤其是最大的集裝箱船。此外,每天有 100 萬桶石油由油輪運送通過台灣海峽。伴隨俄烏衝突,台海問題也重新成為國際辯論的中心議題。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戰略模糊——即故意模糊台灣地位的做法也受到質疑。事實上,拜登曾在三個不同的場合對這種做法表示懷疑,並宣稱美國將在面對中國壓力時介入台海問題。

  特朗普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則對於南海問題和台海問題顯示出兩面性,一方面維繫美既有軍事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現出自我克制與謹慎,特別是在2025年中國“九三”閱兵之後,特朗普政府更是趨於謹慎和保守。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產業政策的調整及其所帶來的全球風險

  特朗普政府的減稅和增加關稅政策可能導致美國財政赤字上升和通脹壓力加大。減稅政策將減少政府稅收收入,而增加關稅則可能引發輸入型通脹。這將給美國經濟帶來不確定性,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和降息進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可能引發國際貿易關係緊張。其他國家可能採取報復性關稅措施,導致全球貿易戰升級。這將損害美國的出口企業利益,破壞全球貿易秩序和穩定。特朗普政府的產業政策調整可能加劇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特朗普獨特的行事風格和極具爭議的政策主張已經引發了美國社會的廣泛爭議和分歧。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調整可能面臨全球能源轉型的壓力。隨著全球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和環保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轉向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經濟。特朗普政府堅持發展傳統油氣能源的政策可能引發國際社會的批評和質疑,影響美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的產業政策調整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通過振興傳統製造業、調整能源結構、推動關稅和稅收政策改革以及加強對盟友和競爭對手的戰略佈局,特朗普政府試圖實現美國經濟的復蘇和增長。儘管這些政策調整具有諸多優勢,但也面臨一些挑戰和風險。

  對於中美經濟博弈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產業政策調整將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中國需要密切關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動向,加強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創新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中國也需要加強與美國的溝通和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和問題,推動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

  四、地緣政治格局中的產業鏈重構——從政治邏輯到經濟邏輯

  (一)美國產業政策和半導體的重新佈局

  美國促進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目的是減緩中國的技術進步。美國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政策圍繞四個主要目標:促進技術進步、保證半導體供應的安全、保持對瓶頸的控制以及減緩中國的技術進步。關於這些主題的主要建議包括:首先,要促進技術進步,投資於勞動力發展,改革簽證發放制度,確保世界領先的芯片專家可以在美國工作,將新資金集中在技術開發和原型設計上。其次,保證供應的彈性和完整性,投資於識別半導體安全性漏洞的技術,在美國政府中建立更多的半導體專業知識,減輕供應鏈對對手的依賴,使製造基地多樣化。第三,要保持對關鍵技術的控制,優先考慮圍繞瓶頸的研發支援,與盟友一起深化對製造設備包括零部件的出口管制。最後,要與盟友合作,以保持美國對抗中國的技術優勢,向中國提供限制芯片補貼計劃的協議,通過對外投資控制限制外資進入中國芯片產業,加強對瓶頸技術的出口管制,通過出口管制和制裁解決中國芯片補貼問題。⑧

  除了在技術創新和技術管制方面,在半導體製造業以及供應鏈方面是美國下一步發力重點。從產業政策的歷史經驗來看,政府可以在支持勞動力發展以及資助研發和原型設計方面發揮生產性作用。此外,美國政府在應對該行業製造和組裝能力過度集中在中國及周邊地區所帶來的安全挑戰方面發揮著明確的作用,畢竟一旦發生地緣政治危機,這將給美國帶來嚴重的中斷風險。

  技術管制是美國對華競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前往中國進行投資的美資審查,其目的是防止中國獲得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在俄烏衝突背景下,中美競爭已經具有全球性,美國希望藉俄烏衝突的機會將歐洲綁上對華競爭的戰車,這一目的已經從馬德里北約峰會中顯露無遺。馮德萊恩在其國情咨文中也指出了歐盟方面有計劃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涉及經濟科技等方面。因此美歐協同的趨勢值得警惕。

  (二)美國在微芯片領域的地緣政治考量

  台灣在微芯片行業的主導地位一直是美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保障,但受到台海局勢的嚴峻挑戰。當前台灣製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微芯片,這些微芯片幾乎用於所有電子產品,世界大約92%的先進微芯片都是在台灣島上的少數工廠生產的。⑨如果兩岸統一,對美芯片供應或產生不確定性:美擔憂微芯片工廠最終被中國控制,或者它們在衝突中被毀。無論哪種方式,對美來說,都相當於一場全球芯片供應鏈的重構。美擔憂中國可能限制美及其盟國獲得先進芯片,從而大大削弱美國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優勢。但如果芯片工廠遭受破壞,對於西方世界的產業鏈就相當於經歷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

  如果中美直接發生衝突,美最為關切的議題之一就是台灣微芯片的生產停滯將不僅僅是放緩或遇到瓶頸,而是意味著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依賴它的行業的供應突然完全停止。面對這樣一種考量,美國會兩黨都在醞釀採取措施推進美台防務合作。很多美專家認為台灣在微芯片製造領域近乎壟斷,在這些技術專家看來,中美之間在台海問題上很大程度仍然是供應鏈問題,因此擺脫這種潛在風險的最佳方法是擴大國內生產和國內佈局。美兩黨一致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將資助價值 530 億美元的項目,其目標明確是“發展對美國競爭力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半導體的國內製造”。但是完成工廠建設的時間成本高,美國協助提升台灣的防禦能力對美國來說則具有更為低廉的成本,且具有立竿見影的經濟收益。“印太”地區是中美戰略競爭的主要地帶,美視海洋為兩國影響力競爭的關鍵領域,包括東海、南海、台海。QUAD與AUKUS都重點關注中國在台海地區的政策和行動。⑩

  (三)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與第三方因素的介入

  2025年8月,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赴美,同美財政部、商務部進行談判,結果是可以預見的,特朗普政府一慣迎合國內政治利益集團對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揮舞關稅大棒,態度強硬。但是中美持續地接觸與為保護“底線”而作出的政治聲明,一定程度上穩固了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並為進一步的雙邊對話保留了可能性。

  美國已將俄羅斯問題與俄烏衝突納入中美談判,試圖通過介入中俄關係和對中俄共同施壓來重塑地緣政治格局。從宏觀層面上,美方已表現出強烈的戰略焦慮。尤其在2025年8月底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上,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勢頭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第三方因素,對中美關係產生了微妙影響。

  上合組織天津峰會呈現出幾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從戰略格局上加速了全球多極化趨勢,牽制了美國單級霸權;二是從經濟與科技領域削弱了美國在經貿、科技領域的施壓效果,提供了全球南方國家的替代性合作方案;三是從全球夥伴關係上促使美國盟友體系出現鬆動,凸顯出戰略自主理念的號召力;四是從話語權方面衝擊力美國對華輿論戰的效力,彰顯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代表形象。五是從“發展模式”強調了中美發展模式與道路的理念差異。上述五個特點為中美關係的下一步談判模式設定了新的議程以及第三方因素。

  五、結語

  中美貿易失衡本質是全球生產與消費體系不對稱的鏡像反映。從2024年的數據來看,中國儲蓄率38%支撐產能輸出,而美國消費率68%依賴商品輸入。同時,這一模式因國際經貿格局的高度政治化而不可持續。美國要求中國將居民消費占比從38%提升至60%,相當於每年釋放4.5萬億美元內需,但這將涉及收入分配改革與社保體系等因素的制約,從而使得國際貿易間接轉化為國內經濟問題。當前中國的應對策略呈現“雙軌制”:對外通過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構建區域供應鏈(這從2024年中國對東盟出口增長12%的幅度可見);對內推動“新型城鎮化”釋放縣域消費潛力,對此中國預計到2030年新增2億中等收入群體。

  過去十年的中美經濟博弈揭示出結構性矛盾的深化。美國試圖通過“小院高牆”策略維持技術霸權,中國則以產業升級突破“中等技術陷阱”。雙方博弈已超越傳統貿易範疇,向標準制定權、數字主權、供應鏈安全等戰略維度延伸。未來中美競爭將呈現“體系化對抗”特徵,美國依託盟友網絡構建排華產業鏈,中國加速關鍵領域自主創新,同時通過“一帶一路”拓展合作空間。儘管局部“技術鐵幕”可能形成,但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議題仍將迫使兩國保持必要協調。中長期看,中美經濟博弈將重塑全球化範式,催生“平行體系”與“區塊化”經濟秩序,但深度融合的產業網絡也構成衝突“減震器”。管控競爭邊界、探索新型共存模式,將是決定21世紀全球經濟格局的關鍵。

  注釋:

  ①李曉璇,劉大海,碳邊界調節機制下的海洋經濟發展影響與對策[J],《自然資源情報》,2022.6:20。

  ②Eric Egan,2022.8.5,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2/08/05/remote-and-hybrid-are-the-future-of-work-even-for-federal-employees/

  ③李磊,數字化轉型:遠程辦公文化建設的關鍵[J],《中外企業文化》,2022.9:19。

  ④美國商務部官網,Statement from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Gina Raimondo on Signing of CHIPS and Science Act,August 9, 2022,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8/statement-us-secretary-commerce-gina-raimondo-signing-chips-and-science。

  ⑤詳見“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Division A summary,p2。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18年首季加拿大GDP增長0.3%”,2018-6-1,http://vancouver.mofcom.gov.cn/artical/jmxw/201806/20180602756393.shtml。

  ⑦于大皓,基於區位熵分析法的油氣產業依賴度與國際合作[J],《國際石油經濟》,2021,29(11)。

  ⑧新美國安全中心官網,“Rewire semiconductors and US Industrial Policy”, 2022/9/19.https://www.cnas.org/press/press-release/new-cnas-report-rewire-semiconductors-and-u-s-industrial-policy。

  ⑨Jason Matheny, 2022/10/3, https://www.rand.org/blog/2022/10/the-us-has-a-microchip-problem-safeguarding-taiwan.html

  ⑩吳士存,美國“印太”海洋安全戰略的“陣營化”趨勢[J],《世界知識》2022.21:12。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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