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東亞金融自循環：人民幣區域化與中國—東盟自主治理新格局
1.“東盟人民幣圈”崛起：以區域金融公共品驅動去美元化合作
人民幣國際化本質上是提供區域性公共金融產品，突破美元體系造成的桎梏。2023年，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達5.9萬億元，同比增長20.2%，同年的貨物貿易結算總額首次超過2萬億元，同比增長10%，占雙邊貿易的31.2%，每三筆貿易就有一筆擺脫美元體系；⑬區域清算網絡囊括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六個東盟國家，超800家的金融機構24小時不間斷服務；⑭中國與東盟多國的央行簽署了超8000億元的本幣互換協議，涵蓋了90%的區域經濟體，相當於設立了金融危機防火墻；⑮在印尼、馬來西亞，人民幣除了被納入外匯儲備外，還被允許延伸到如熊貓債發行、人民幣金融產品、區域金融中心交易等領域，⑯2022年美聯儲加息曾引發東南亞貨幣貶值12%、資本外流800億美元，⑰人民幣結算機制使東盟美元儲備消耗減少23%，匯率波動下降18%。
區域人民幣圈已初見雛形，幫助東盟有效緩解了美聯儲政策的外溢風險。當前，東盟內的美元投融資占比仍占67%，但人民幣結算以年增4.3%速度增長。⑱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往來更加緊密、本幣結算的激勵效果被釋放，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的占比有望穩步抬升。在國內層面，人民幣的外溢效應正促進金融體制深層變革，并帶動產業結構的迭代優化；在區域層面，人民幣作為計價與清算載體，鞏固了東亞貨幣金融協同網絡，為一體化進程注入新動能；而在全球層面，人民幣崛起有助於緩釋國際收支失衡，推動儲備貨幣體系重塑，向世界經濟提供新的公共金融產品與制度支撑。
2.中國—東盟“去依附”金融新架構：外匯互助＋多元支付清算網絡
中國—東盟正合力打造多層次的自主金融治理體系，增強區域抵禦外部金融衝擊的能力，鬆動西方主導體系的壟斷和束縛。作為流動性後盾，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CMIM）籌組2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池應對流動性風險，⑲并正探討或升級為亞洲貨幣基金以削弱對IMF的依賴。投融渠道也呈現多元趨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開發銀行（NDB）等新興機構為東盟項目提供長期且靈活的資金來源，使區域融資渠道擺脫對世行和亞投行的路徑依賴。隨著東盟基礎設施基金等現有平台與中國資本合作比重持續提升，雙方有望在“共管共決”原則下啓動“一帶一路—東盟聯合基金”，進一步提升資金可得性和議價空間，使金融治理權真正回流本地區。在支付清算領域，中國在香港啓動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延伸至東盟十國，⑳東盟多國的央行也推進了跨境二維碼支付系統互聯，多貨幣分布式清算體系逐步成形。
本幣結算網絡擴張、區域融資創新、支付體系重構等，大大降低了對美元體系和SWIFT網絡的依賴。人民幣結算體系和區域流動性保障機制的雙重支撑，在優化日常經貿合作交易成本的同時，也為應對外部金融衝擊提供了緩衝。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要增強金融自治建設與產業鏈區域化的協同效應，從而為治理打下更好的基礎。作為新興經濟體擺脫依附型金融體系的實踐樣本，其意義在於摸索契合多邊框架、漸進重塑的路徑。在確保全球金融治理核心功能完整的前提下，藉由自主制度供給，逐步實現利益格局的再平衡。
五、全球南方“制度突圍”的核心平台：中國—東盟合作的理論與戰略意涵
1.中國與東盟合力推動全球南方的制度再平衡
21世紀初以來，南方國家經濟實力已顯著躍升。但IMF、WTO這類重要機構依舊由西方把持，其治理規則和南方國家的經濟權重之間存在著嚴重錯位與滯後。南方國家迫切要求重塑既有秩序，以突破殖民遺留的束縛以及西方中心主義桎梏。中國多次提及完善全球治理以及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理念，要義就在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從封閉的俱樂部模式向更具包容性的機制轉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與其自身經濟體量相契合的規則制定權。當下全球治理博弈的兩種路徑，本質就是爭奪制度主導權。美方主要依托印太四邊機制以及七國集團（G7）協調等這類帶有明顯排他性的盟友體系，竭力維繫自身霸權，其策略核心在於通過實施制度性隔離手段鞏固自身既得利益。
與之相對，中國則采取制度性平衡方略，推動金磚國家組織擴容、拓展上海合作組織各項功能等，聯合全球南方衆多國家一同構建替代性合作框架，憑藉龐大人口規模以及所秉持的道義資源與西方抗衡。博弈已超越力量消長的表層邏輯，而是單極霸權再生產與多中心治理範式生成之間的體制分岔與路徑競爭。東盟是當代國際競爭體系中區域一體化的典範。東盟多數成員國人均收入中等，強烈渴望自主發展。東盟和中國有著共同的被殖民掠奪的痛苦記憶，從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分配體系中獲益有限。相似的背景使雙方之間容易產生共鳴和同理心，因此，東盟容易理解中國的包容性治理理念，雙方都贊成應利用區域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在系列重要問題上的議程設定能力。中國認定東盟是其推動全球南方體系再平衡的關鍵夥伴，東盟也願意利用中國的市場和制度優勢，鞏固其在多極環境中的戰略地位，雙方的合作成為全球南方尋求公平治理和制度透明度的關鍵力量。
2.中國與東盟合作凸顯平台價值
全球南方國家加速崛起，中國與東盟的深度戰略合作正成為撬動西方霸權體系的關鍵力量。
首先，雙邊合作正在刷新南南互動的範式。兩者的合作關係早已超越傳統的“援助—受援”或“資源—市場”的簡單綫性分工，通過供應鏈深度嵌合、制度共構、以及科技、金融等多維度聯動，開創了具有韌性和層次的“共享發展權”的新型夥伴關係，并由此為共贏共治打開嶄新前景。
其次，雙方都堅守兼容并蓄的區域合作原則。相較於西方的封閉式、排他性聯盟，中國與東盟始終倡導并踐行對外開放的包容性多邊路徑。在WTO修約、IMF份額再分配等核心議題上，雙方的立場與主張高度一致，共同擴大了發展中國家在制度談判中的集體話語空間。這種高密度協同不僅穩固了地區整體利益，也吸引更多新興經濟體的廣泛參與，從而逐步稀釋了西方對全球規則的設置壟斷。
再次，雙方正將原有合作平台鍛造成面向未來、引領創新的制度高地。雙方充分發揮文化脈絡相通、市場規模龐大、資源禀賦厚實、應用場景豐富等優勢，在數字經濟治理、跨境本幣結算等前沿領域率先開展規則打樣與模式試煉。通過金磚機制等南南合作平台，中國與東盟最終可實現“從區域實踐出發，向南方國家延展，再拓展至全球治理重構”的制度演變路徑。這種漸進式創新既保持了多邊框架的兼容性，又實質性地削弱西方中心主義的制度根基。
四是奠定多級秩序的物質基礎。東盟經濟體量位居全球第五，“中國+東盟”占世界GDP逾五分之一、人口近三分之一。通過“一帶一路”產能對接與RCEP規則外溢，該板塊與南亞、非洲等南方地區形成價值鏈閉環，加速全球經濟重心東移。非對抗性多極化可以消解單極霸權賴以存續的市場壟斷基礎——當美歐無法壟斷技術標準與金融通道時，其規訓南方國家的制度性權力必然式微。中國—東盟合作的平台根本性價值在於為全球南方開闢了一條漸進式制度突圍路徑和極具借鑒價值的發展方案：既不激進顛覆現行體系，又通過區域性機制創新逐漸瓦解西方中心秩序。當這種區域實踐與非洲自貿區、拉美左翼聯盟等南方運動形成共振時，真正多極、民主的全球治理架構將不可逆轉地降臨。
3.東亞-中東跨大陸南南合作框架：東盟-中國-海合會三方聯動的新制度網絡
南南合作的全景并不衹局限於“中國—東盟”板塊，而正通過橫向聯動生成更為廣袤的跨大陸制度網絡。以吉隆坡峰會為開端，“東盟—中國—海合會”機制對資源、產業鏈與金融通道進行了重新布局，其戰略意涵可以從四個層面加以理解。其一，從結構互補視角看，中東海灣豐富的能源禀賦與東亞雄厚的製造實力對接後就可構成“能源—產能”協同鏈，既能終結舊有南北貿易中的單向依賴格局，也能讓南方國家更均衡地分享合作紅利。其二，在“相互依賴被武器化”的當下，本幣結算與跨境支付合作可以有效提升成員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弱化了單一路徑的金融風險，從而鞏固各國的貨幣主權與發展安全。其三，從軟制衡角度來看，三方平台為東盟、中國與海合會提供了在平等框架下調節政策、凝聚共識的空間，是一種制度性的軟性制衡，能够削減單極壓力，擴大全球南方實質參與世界事務的半徑。其四，從多中心治理與“後西方”論域出發，該跨區域機制把東亞與中東兩大新興板塊凝結為利益共同體，強調技術、資本、能源與市場的全方位互補互惠，彰顯了南方國家主動塑造規則的意識，為二十一世紀南南合作注入新的制度活力，并推動全球秩序朝向多邊均衡和多元共治。
結語
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戰，意外成為催化中國與東盟關係升級的觸發器。昔日，雙方都衹能在西方規則下被動應對，而今已逐步轉向自主構造區域治理的藍圖。這種轉向具體表現在策略機動性、主權空間、規則塑造權與利益分配訴求等多個層面。關稅壁壘延續了華盛頓單極霸權的慣性邏輯，無視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趨勢是開放協作，依舊以“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固守舊式格局；與此相反，在中國與東盟合作新版圖中崛起的是一種以平等協商為核心、強調包容共享的治理樣式。美國用排他條款維繫不對稱權力格局，執迷於建立在錯誤哲學基礎上的形而上學式的狹隘發展觀，而中國與東盟卻著力提升區域自我管理能力，重寫游戲規則、開闢新的發展航道，目標是形成去等級、分中心的決策網絡。這場制度角力折射出單極與多極在治理理念上的根本衝突，也預示著世界經濟格局將迎來深刻重塑。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方面廣泛合作，已超越傳統經濟交流從談判到合作，都體現了雙方充分調用文化調整機制和倫理共識，把硬件建設、制度安排和價值重構相結合，化解了“中心邊緣”的治理困境。中國與東盟的雙邊合作還催生了物質互聯、道義價值和制度創新的互嵌互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理念與東南亞的協商共識（musyawarah）精神在哲學土壤和價值體系層面高度共鳴，奠定了雙方合作的道德根基和共同願景，而後又進一步通過平等對話得到加固。在此過程中，一種以價值認同與倫理共鳴為支撑的道義領導力逐漸成型，經濟或軍事手段的影響力退居次要。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在此得到了印證：各主體間以相互理解為目的進行交往互動，平衡利益與需求、目的與理性，從而真正推動開啓全新的文化政治發展軌道。葛蘭西所謂“共識爭奪”也得到了現實演練——領導力不僅依賴物質實力，更要在文化與話語層面贏得廣泛“認同”，從而削弱殖民遺毒。藉助東盟地區論壇和“10+3”等多邊平台，中國和東盟在安全和經濟方面逐步建立起不是基於強制，而是靠共識來運營的“交往權力”體系。這種模式強調各方之間的平等與尊重，為公共權威提供了合法性，與美式的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比，更衝擊了傳統的西方中心—其他地區邊緣的格局，持續重塑著有利於南方國家的理念生態，也逐步瓦解著西方對“正常”與“合理”的定義壟斷。
在制度革新維度，中國—東盟雙方將本土文化中的協商精神與平等互惠的交往倫理注入合作機制，取代層級治理，展現出可觀的創造勢能和實踐智慧。情感、認同、倫理在制度演化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基礎作用。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在創新與協調發展方面將持續釋放活力。由“倫理根基—理性協商—制度成果”形成的動態良性循環說明，文化為制度提供現實支撑，制度又讓文化具備普遍意義與樞紐潛能，從而揭示全球南方國家扎根本土倫理、以理性協商克服結構壓力的深層邏輯。隨著“全球南方合作”新叙事的逐步成型，去中心化結構、去殖民化導向與制度創新成為新的前進方向，世界秩序也必將朝更加多元與包容的方向邁進。
注釋：
①馮曉玲、王玉榮、趙鵬鵬，2020，東盟貿易位次提升：原因分析與前景展望，國際貿易，(09),76-82。
②鄧啓明、劉亞楠、伍湘陵，2018，“一帶一路”背景下深化中國——東盟合作研究：面臨問題與實現路徑，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2),195-200。
③宗會明、鄭麗麗，2017，“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格局分析，經濟地理，37(08),1-9。
④張彬，2020，技術層次視角下中國製造業對東盟貿易質量與改善路徑，亞太經濟，(06),70-79+148。
⑤Vu, N. H., & Martin, D. (2025, April 2). Understanding the US tariff list: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 Vietnam Briefing.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understanding-the-us-tariff-list-implications-for-vietnam.html.
⑥Loh, M. (2025, April 22). ‘China Plus One’ should be a strategic win for America in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4/china-plus-one-should-be-a-strategic-win-for-america-in-southeast-asia/.
⑦Tuan, C. T. (2025, April 4). Vietnam and the US tariff shock: What’s next for the economy? RMIT University Vietnam; https://www.rmit.edu.vn/news/all-news/2025/apr/vietnam-and-the-us-tariff-shock-what-s-next-for-the-economy Guarascio, F. (2025, April 12). Exclusive: Facing Trump tariffs, Vietnam eyes crackdown on some China trade. Reuters.
⑧新華社研究院，2025年1月13日，RCEP與海上絲綢之路藍圖：中國—東盟合作新空間，中國駐東盟使團，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stxwx/202501/t20250113_11532245.html。
⑨Hoong, L. W. (2025, April 10). ASEAN will not retaliate on US tariffs, say its economic ministers.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asean-will-not-retaliate-on-us-tariffs-say-its-economic-ministers.
⑩Ishikawa, K. (2021).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10(1), 24–41.
⑪Ao, T. (2024, November 6).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3.0: Why Southeast Asia Matters? IDSA Comments. https://www.idsa.in/publisher/comments/asean-china-free-trade-area-3-0-why-southeast-asia-matters/.
⑫翟崑，特朗普2.0衝擊下東盟大國平衡戰略的發展前景[J]，當代世界，2025,(02):16-21。
⑬Jian, Y. (2024).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of RMB u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Hong Kong. BOC Hong Kong.
⑭應堅，“東南亞人民幣使用現狀、潛力及香港推動東南亞人民幣業務發展可扮演的角色”[EB/OL]，中銀香港，2024(12)，https://www.bochk.com/dam/investment/bocecon/SY2024034(sc).pdf。
⑮張保，《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互惠共贏》，《經濟日報》2025年1月17日，第四版-國際-世經評述，http://paper.ce.cn/pad/content/202501/17/content_307728.html。
⑯Mesiya, S. S. (2025, January 30). The panda bond opportunity. Business Recorder. https://www.brecorder.com/news/40345381/the-panda-bond-opportunity.
⑰Guild, J. (2022, June 21).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s Rate Hikes Mean for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what-the-federal-reserves-rate-hikes-mean-for-southeast-asia/.
⑱吳秋餘，2024年10月8日，今年前8個月我國人民幣跨境收付41.6萬億元，《人民日報》，第07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10/08/nw.D110000renmrb_20241008_3-07.htm。
⑲高海紅、楊詩琦、楊盼盼，2024，清邁倡議多邊機制：邁向區域貨幣基金，國際經濟評論，(01),52-68+6。
⑳香港金融管理局，2024年5月17日，擴大數字人民幣在香港的跨境試點，[新聞稿]，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4/05/20240517-3/。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47-5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