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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台灣大學教師學術職業跨境流動網絡圖 |
2.中介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計算某一節點在其他兩點之間的最短路徑上的個數。中介中心度越高，表明該國家或地區對資源的控制能力越強，凸顯出重要的“橋樑”作用。中介中心度計算結果及排名如表2所示。
排名前五的國家分別是美國、德國、法國、日本、英國，說明五個國家在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中扮演“橋樑”角色，對學術信息傳遞和關係的建立具有強影響力。其中，美國的中介中心度為192.471，成倍地高於其他國家，處於網絡的絕對中心位置。但同時也可以看到，除傳統的西方發達國家外，荷蘭、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香港等地也正逐漸吸引更多的台灣學者，成為新興的學術職業“中轉站”。
3.跨境學術流動網絡的可視化圖形
為形象地呈現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網絡的結構性特徵，藉助NETDRAW模塊進一步繪製海外流動網絡的可視化圖形（見圖2），流動關係以帶箭頭的線段表示，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發指向另一個國家或地區表示由前者流向後者，節點的大小表示該國家或地區的中心度大小。
［圖2：台灣大學教師學術職業跨境流動網絡圖］
三、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特徵
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深受台灣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全球學術權力格局、地緣政治、學術網絡、目的地的社會與文化及教師個人發展規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呈現出如下特徵。
（一）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呈現常態化和規模化趨勢
有效樣本中，擁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者近半，說明跨境學術流動在台灣高校教師中已較為普遍。換言之，台灣高校教師的培養和專業發展已呈現出明顯的依賴於海外教育或學術經歷的傾向。這是與台灣當局長期以來推動的教育對外開放政策分不開的。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為滿足台灣各行業領域飛速發展對高端人才提出的迫切需求，同時也為了藉助教育交流項目實現所謂“務實外交”的政治目的，台灣當局將師生赴境外求學、訪學和交流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工作重心。90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的高等教育要素流動空前加速、人才競爭加劇，“國際化”成為台灣當局提升高等教育綜合競爭力和對外影響力的重要指標。2001年，台灣教育主管部門發佈的首份大學教育政策文件，提出要加強與海外重點大學的交流合作，共同培育人才、開展合作研究。2017年啟動實施的“高等教育深耕計劃”，更是將高校招聘“國際”研究團隊和優秀人才到校任教列為重要資助項目，從而加速了台灣師生赴境外求學、交流的步伐。此外，學術網絡、個人發展規劃、事業拓展和能力提升等也是推動台灣高校師生進行跨境學術流動的重要因素。
（二）跨境學術流動深度嵌入全球學術體系“中心-邊緣”格局
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體現出以美國為絕對中心，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為次中心，其餘國家和地區為邊緣的“中心-邊緣”格局，深刻揭示了全球學術體系的等級結構。阿特巴赫等學者認為，跨境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中心-邊緣”格局，處於“中心”位置的國家或地區擁有更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使求學者趨之若鶩，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亦不例外。以赴美求學為例，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統計顯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赴美國求學人數就開始逐年攀升，至90年代達到頂峰。進入21世紀後，台灣學生留美人數儘管有所降低，但“美國優先”的局面並未扭轉。據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4年10年間，台灣學生赴美留學人數為111,888人，占同期境外留學人員總數的32.25%。早期赴歐美留學的學者學成返台後，成為台灣高校的資深教授或學術權威，他們更傾向於聘用有歐美教育背景的教師，從而形成了以歐美為中心的“自我強化”循環，而台灣本土的博士生培養體系，則面臨嚴重的邊緣化危機和生存空間擠壓。
（三）地緣政治變遷對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影響明顯
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以赴歐為例，台灣高校教師在西歐和南歐的學術流動，不僅存在性別和學科差異，更反映了台灣當局與歐洲不同次區域的親疏遠近。西歐老牌國家是台灣當局最希望建立密切互動關係的對象之一，其利益互動涉及經濟、軍事、文教學術等領域。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台灣當局就開始加強師生赴西歐各國留學的引導。當前，加強與英、法、德等國家的教師互訪、學術互動及博士生聯合培養是台灣當局拓展所謂歐洲高等教育交流網絡的重要內容。美國對台文教政策更是地緣政治利益的體現。數十年來，美國基於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吸引了大量台灣青年學生前去求學，還通過教育合作協議、福布萊特項目等方式資助台灣高校的教授、學者、研究生或中學教師赴美國考察、進修，藉此在台灣建立強大的學術交流管道和文化影響力，培植親美教育力量。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級，多極化趨勢和逆全球化浪潮成為地緣政治變遷的新趨勢。地緣政治的新變化一方面推動了區域性教育交流合作的發展，選擇到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等文化相近、地理毗鄰的國家或地區求學、交流的台灣高校師生隨之上升，但也導致台灣當局加大對教師跨境學術流動、對外科研合作等的監管和限制，針對兩岸之間的師生互動和學術交流更是限制重重。
（四）跨境學術流動存在“捨近求遠”的非均衡性態勢
在地理空間格局上，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存在較為明顯的非均衡性問題，集中體現在：向地理距離較遠的歐美地區流動相對較多，而向地理位置毗鄰的中國大陸流動相對較少，來中國大陸高校求學深造的驅動力有較大提升空間。近年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規模和質量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效，當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高等教育規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建設進程正持續加速。2024年上海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中國大陸共203所大學上榜，其中13所位列世界百強。“雙一流”建設以來，越來越多高校與學科躍升世界一流。高校的科學研究水平迅速提升，已產出大量具有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並相繼建立產學研合作基地、校企合作研發中心、新型研發機構等平台。足可見中國大陸高校具備吸引台灣高校師生前來就學、就業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鑒於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背景，加上各級政府出台的吸引台灣師生前來求學就業的積極措施，皆有助於為台灣高校教師的流動營造更為便利和友善的環境，這是歐美地區所不具備的優勢。但是，受兩岸關係複雜態勢以及以西方為中心的學術交流慣性等因素影響，台灣廣大師生對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飛速發展認知還遠遠不足，來大陸求學、訪學和交流的意願亟待增強。
四、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影響
跨境學術流動的常態化和規模化對於擴大台灣高校教師的學術視野、深化台灣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合作具有積極意義。但是，長時間來所形成的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格局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特色化造成潛在威脅，加劇了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和固化，更對兩岸共有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以及高等教育融合發展帶來挑戰。
（一）對台灣高等教育自主性和特色化造成潛在威脅
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普遍性重塑了台灣高等教育的治理理念和圖景。“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作為歐美大學的核心治理理念，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隨著大批從歐美國家留學或訪學回台的教師和學者的到來，而作為“最佳理念”被廣泛討論和引進。在台灣高等教育系統的核心管理層與學術領導層中，如台灣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大學校長、院系主管、學科帶頭人等，擁有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歷的人員佔有較高比例，他們往往將自身在海外所聞、所見、所感帶入治理實踐，使得諸多改革措施常常是對海外模式的移植和借鑒。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當局和高校推動的大學通識教育、系所評鑒、校長遴選、校務研究、院校退場、大學多元入學改革、人才評聘與晉升、學科建設與評價、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等均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
台灣高校教師高度依附歐美發達國家的培養體系和學術路徑的慣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台灣高等教育治理的現代化，但也加速了台灣高等教育依附式發展的進程，使得台灣高等教育治理長期被鎖定在跟跑的模式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之間形成一種不平等、從屬和依賴的關係。與此同時，也造成了治理措施與台灣高等教育本土需求之間的脫節，或導致大學喪失了自主制度創新的能力和意願，進而對其自主性、特色化與在地化構成潛在威脅，甚至誘發台灣高等教育自我邊緣化的風險。
（二）加劇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和固化
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本意是促進知識交流和人才成長，但在特定的制度和環境下，卻可能加劇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和固化。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呈現明顯的二元分割結構，包括主要學術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學術勞動力市場⑩。前者的學術勞動力包括公立重點高校的專任教師以及私立高校的部分專任教師，其科研能力強，學術威望和社會地位高，參與科研、諮政和社會產學活動機會較多，資源支持和職業前景佳。後者的學術勞動力包括公立高校的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以及私立普通高校的大部分專兼任教師，其學術水平一般，教學任務重，處於學術中心外圍，參與科研、諮政和社會產學活動的機會較少。
跨境學術流動經歷加劇了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形態分化。擁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尤其是歐美頂尖大學學歷獲得者更有機會流入或服務於主要學術勞動力市場，“本土博士”或“非頂尖海歸”博士則衹能進入一般性公立高校或私立普通高校，甚至淪為兼課教師或“流浪教師”，缺乏長期穩定的崗位和薪酬保障。抽樣研究發現，台灣大學和台灣清華大學的有效樣本中，擁有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歷者分別占各校樣本總數的80%和71%，私立輔仁大學和慈濟大學的占比則明顯偏低，分別為43%和30%。同時，跨境學術流動經歷也加劇了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固化問題。處於次級學術勞動力市場的教師因“學術出身”的差異，海外學緣網絡的缺乏，往往成為學術圈層的“外部人”，不管是身份、文化、資本或話語權更容易體現出一種疏離狀態，他們要實現向“內部人”的轉化或向上晉升困難重重。
（三）擴大兩岸之間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的差異
在全球學術體系“中心-邊緣”不平等格局的主導下，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異化成為加劇台灣學術標準單一化的隱性機制，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體現出明顯的“西方知識依附”現象。在台灣許多高校的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核心課程的教學內容嚴重依賴所謂的西方經典理論和前沿研究，全球主義對台灣高校通識課程的設置影響日深，與“全球”“國際”或區域有關的熱門議題頗受台灣學術界關切。學科設置上除了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學科分類，也強調與歐美高校學科體系的互通。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開展學術交流、拓展學術人脈，與境外學者合作發表論文，已深深嵌入到台灣學術精英的工作日常。這一切都在無形中擴大了兩岸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的差異，影響了兩岸高等教育融合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如何以台灣在地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為資源，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以服務兩岸融合發展、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依歸，構建兩岸共有的自主知識譜系，重新審視以西方為中心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中心-邊緣”關係，是台灣所急需，也是兩岸發展所急需。
五、結語
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台灣高校的師資培育與學術發展已深刻內嵌於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全球學術“中心-邊緣”格局之中。這種常態化、規模化、分級化的學術流動，在拓寬教師學術視野、促進高校對外交流的同時，也造成了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即削弱台灣本土高等教育發展的自主性，加劇台灣高校人才競爭的失範行為，擴大了兩岸高等教育知識話語體系的差異。祛除“西方知識中心主義”之魅，重構中華傳統文化為本根的高等教育體系，據此培育深諳傳統文化精髓、又具備現代學科視野和全球競爭力的高校教師隊伍，方為智慧之策。
當前，台灣高等教育處於追求內涵式發展、提振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突破自身學術資源的限制，拓展更加廣闊的教育發展空間。而中國大陸正加速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深化兩岸高等教育融合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要求。台灣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主動融入大陸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共享“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體系所提供的廣闊平台、豐富資源和戰略機遇，實現從人才培養，學術體系到管理理念的全方位融合與創新。未來，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應勠力同心，通過密切的人才共育和學術交流，共同建構起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融合發展貢獻教育力量。
基金項目：本文係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重大項目“中國台灣地區教育歷史、現狀與未來策略研究”（項目批准號：VOA21000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瀟瀟、左玥、沈文欽：《誰獲得了精英大學的教職——基於北大、清華2011—2017年新任教師的履歷分析》，《中國高教研究》，2018年第8期，第47-52頁。
②林岱緯：《厚植博士人才策略觀：“去去去，去美國；來來來，回台灣”》，《科技政策觀點》，2020年第6期，第41-47頁。
③劉郁升、徐健進、楊君琦等：《專業人才之培養、延攬與流動：華人地區跨國比較研究》，《資料分析》，2008年第6期，第127-148頁。
④陳信宏、蔡慧美、溫蓓章：《“國際”人才流動、政策趨勢及台灣的海外人才對策》，《台灣經濟論衡》，2007年第12期，第28-45頁。
⑤陳錦麗：《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衡量指標建構與“國際化”策略之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台灣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2009年。
⑥江敏華：《高階人才信念判斷與行為決策之心智建模研究-以台灣籍博士赴大陸高校任教為例》，博士學位論文，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2020年。
⑦王士肯：《博士人才的空間流動與影響因素：台灣與日本的比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台灣政治大學社會學系，2018年。
⑧News Startup To Standout,“Most Popular Subject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2025-03-01.https://news.startuptostandout.com/most-popular-subjects-among-international-students-in-the-u-s/.
⑨劉軍：《社會網絡分析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⑩武毅英、楊冬：《學術勞動力市場分割下的高校人才競爭問題審視》，《江蘇高教》，2019年第11期，第32-4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1月號，總第335期，P54-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