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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灣革命同盟會成員發表的部分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文章 |
中評社╱題：“《開羅宣言》發表前美國策劃‘台灣國際共管論’破產的考察” 作者：吳琳琳（廈門），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國際傳播中心研究員；胡月潘（廈門），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摘要】1942年8月，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公開提出“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引發中美之間一場輿論鬥爭。中華民族各界一致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主張二戰後應將台灣交還中國。以羅斯福總統為代表的美國政府，根據《大西洋憲章》規定，從美國根本利益出發，最終選擇支持中華民族立場。美國保守勢力策劃並得到英國贊同的“台灣國際共管論”胎死腹中。台灣光復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浴血奮戰的結果。每個國家都是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實力決定外交政策，“台獨”勢力希望藉外國勢力庇護“謀獨”，是不可能的。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周年，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台灣光復80周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1〕在《開羅宣言》發表前，中美之間關於台灣前途爆發了一場輿論鬥爭。美國知名媒體提出二戰後“國際共管”台灣，企圖將台灣納入美國計劃的防禦體系，主要置於美國控制之下，不允許台灣回歸中國。英國對美國輿論界這一立場也表示贊同，並加以利用。中華民族各界明確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主張二戰後應將台灣歸還中國。美國政府經過利害得失的衡量，最終選擇支持中華民族的立場，中華民族取得了這場輿論鬥爭的勝利。
一、“台灣國際共管論”出現及其原因
二次大戰期間，1942年上半年美國海軍秘密研究進攻日本佔領下的台灣。當時台灣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同盟國軍隊佔領台灣後，台灣將重新面臨主權歸屬問題。1942年7月31日，美國國防部軍事情報總部負責遠東情報收集的柯喬治（George H. Kerr）提交一份備忘錄，這是一份正式的公文，作為美國軍事部門內部討論的資料。柯喬治認為“這個海島具有潛在的重要戰略位置，不能將它簡單作為一個最近被日軍所佔領的中國普通省份對待。歷史上早就指出台灣在西太平洋邊緣的軍事戰略重要性了，台灣資源和工業發展遠勝中國大陸諸省，如此重要，不容我們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控制”。〔2〕顯然，柯喬治是覬覦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和資源，從美國利益出發，不願將台灣交還中國。柯喬治提出，二戰後應由同盟國聯軍臨時託管台灣，在託管期間台灣人民可以準備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他們的最後政治命運。〔3〕
1942年美國當時著名的《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的編輯們，共同組成一個關於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的研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附隨1942年8月份《幸福》雜誌，發行了一本《太平洋關係》小冊子，這個委員會在這本小冊子中提議：二戰結束後，以一向點綴著橫越太平洋商務航線的島群為基地，建造一條橫跨太平洋的防禦帶，防止日本等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以保護菲律賓、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南部沿海地區。這條防禦帶由夏威夷向西，經中途島、威克島、一次大戰後由日本代管的一些太平洋小島、琉球、小笠原群島，直到台灣。其中，台灣是最適當的停泊站。這個提議宣稱：“為了尊重中國的優越的利益，台灣應該劃在中國關稅和金融系統之中，但是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它為一大根據地，所以把它劃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似乎不妥，雖然有一個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以及聯合國的安全事項，但台灣的中國人民則享有完全自治，包括一切在日本統治下他們被剝奪了的民權與自由。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投票加入中華民國。”〔4〕美國輿論界這一主張，比柯喬治的觀點更進一步，主張二戰後要將台灣的主權永久地歸於未知。
《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均屬於亨利·魯斯（Henry Luce ）創辦的托拉斯企業——時代出版公司。亨利·魯斯在政治上持保守主義立場。柯喬治的“台灣託管論”主張，衹是美國政府內部建議，一般人並不瞭解。但《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二戰後“國際共管”台灣的提議，卻是公開的政策建議，並做了廣泛宣傳，在美國、中國等許多國家引起關注。三大雜誌所提議的“台灣國際共管論”是否受柯喬治所主張的“台灣託管論”影響，本文沒有收集到直接證據。但由於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美國政府內的一些觀點經常被媒體獲悉，則完全存在“台灣國際共管論”受“台灣託管論”引發的可能性。
顯然，美國輿論界是基於台灣的重要戰略位置和資源，從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利益最大化角度出發，提出“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
二、中華民族各界堅決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
（一）中國共產黨批駁“台灣國際共管論”
1936年7月16日 ，毛澤東在陝北保安與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談話時，就明確表示：“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 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5〕
“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傳播後，遭到中華民族各界共同反對。李純青是台灣台北人，1934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二戰時期著名記者，長期在《大公報》撰寫社評和專論。1943年1月7日，李純青撰寫的社評《中國必須收復台灣 ——台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刊登在《大公報》顯著位置。這篇社評以台灣主要由中國人開發、台灣人主要是中國人、甲午戰爭後中國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事實和《大西洋憲章》為依據，指出戰後“中國必收復台灣，言情喻理，皆不應把台灣與中國分離，盟國之中如有人作此想頭，必受中國人的強烈反對”。〔6〕這篇社評不但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而且引起美國三大雜誌戰後問題研究組主任吉瑟浦（John K. Jessup）關注，他特意為《大公報》撰寫《美國的戰後設計》一文，闡述“台灣國際共管論”立場，主要觀點是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足以壓倒台灣的民族自決權問題。1943年5月15日，《大公報》刊登吉瑟浦這篇文章的中文譯文，同日再次刊登李純青撰寫的另一篇社評《再論關於台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這篇社評認為不能因為台灣、朝鮮的地理位置重要就將它們排除在《大西洋憲章》適用範圍之外，防止日本再次侵略的關鍵是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需要把領土主權問題和利用領土防禦的問題分開。〔7〕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報導了《大公報》這場論戰，李純青撰寫的《大公報》台灣問題社評在國內外都產生很大影響。〔8〕
1943年1月24日和25日，中共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連載總編輯章漢夫的文章《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進》，對美國輿論界提出的二戰後應將中國東北劃歸蘇聯和“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觀點進行批判：“這些謬論完全無視和忽視東北四省及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不知道這些地方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寇武裝佔領和奴役的。如果在戰後還要它們脫離祖國，那完全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的完整。”〔9〕同時，文章準確指出，“台灣國際共管論”屬於美國人中的孤立主義外交思想，它與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所代表的民主聯合外交思想相矛盾。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等觀點進行批駁，應該把它們和羅斯福總統所代表的美國外交政策分開。
1943年6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台灣，回到祖國來！》的社論，強調“國外有少數不明歷史發展，不顧實際情況，而抱有帝國主義思想的人們，曾經叫囂一時，要將台灣從中國的母體割裂出來，高談國際共管的謬誤措置，實不值識者一笑。而且，台灣的前途，有大西洋憲章為最高原則，台灣的命運，決之於中國的抗戰，台人的努力和各國人民對民族自決的尊重與遵守。因此我們不必與持謬見者爭辯不休，而應該用最大的力量來決定自己的命運”。〔10〕這篇社論不但批駁“台灣國際共管論”，而且準確指出影響戰後台灣地位的因素。中國共產黨當時雖然不是執政黨，但它在台灣問題上的準確戰略判斷卻具有指引作用。
另外需要指出，中國共產黨宣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華民族各界團結抗日、一致對外奠定了政治基礎，也為中華民族各界一致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奠定了政治基礎。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確定正確策略方面，對抗日戰爭勝利貢獻突出。例如，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一文，就準確地判斷了中國的抗日過程。1941年2月，日本長期駐華記者波多野乾一在《紅色中國的究明》一書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煮不爛、烤不熟、吞不下的”，“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戰線中佔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11〕正是基於這場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中國收復了東北四省和台灣等被侵佔的領土。
（二）與中共聯繫密切的台灣革命同盟會展開各種形式的輿論鬥爭
台灣革命同盟會是大陸的台胞最大抗日組織。中國共產黨支持台籍志士的抗日活動。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如謝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或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或與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聯繫，接受指導。
這一時期，台灣革命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如謝南光、李友邦、宋斐如、劉啟光等人，也都紛紛撰文，藉助重慶的各大報紙，以及台灣革命同盟會自己編印的各類書刊、報紙，將台灣革命團體堅決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聲音傳播到國內外輿論界，表明了身為台灣人對於祖國光復台灣的堅定支持立場。如表1所示。
［表1：台灣革命同盟會成員發表的部分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文章］
1943年1月20日，台灣革命同盟會授權下轄的台灣革命青年團與閩粵台灣歸僑協會“為戰後台灣問題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戰後將台灣劃歸國際共管，特代表六百萬台民，擁戴中央，策動光復”。〔12〕1943年4月17日，時值《馬關條約》簽訂四十八周年的紀念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特別藉此紀念日機會，舉行大會，為收復台灣擴大宣傳，“發表宣言反對國際共管，闡明台灣人之態度，以糾正國際上之謬論” 。〔13〕1943年6月17日，即台灣淪陷48周年紀念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繼續開展宣傳活動，指責“台灣國際共管論”，“事實上乃帝國主義殘留形式，違背大西洋憲章，無視公理與正義”，並再度向國內外表明回歸祖國的堅定信念。〔14〕
台灣革命同盟會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也基本代表當時台灣真實民意。1937年中日全面爆發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一個內部調查顯示：大多數台灣人仍視中國為祖國，希望中國獲勝、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15〕
（三）國民黨政府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
面對美國輿論界提出的“台灣國際共管論”，當時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積極應對，堅決反對。
1942年8月美國三大雜誌起草的《太平洋關係》一文在美國刊發，因為相距中國遙遠，並且語言阻隔，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多數中國人無從得知“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最早發表文章反對“台灣國際共管論”的中國人是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周鯁生教授。周鯁生教授是著名政治學者、武漢大學校長，當時受國民黨政府委派旅居美國，協助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處理外交事務。針對《太平洋關係》一文，周鯁生站在中華民族立場上，撰寫了一篇英文論文<THE PACIFIC AFTER THE WAR>（《戰後的太平洋》），發表在1942年10月1日出版的美國著名國際事務類雜誌《外交》上。在這篇論文中，周鯁生提出：防止日本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裝，戰後應將台灣無條件交還中國。〔16〕鑒於周鯁生當時的地位，他這篇論文的內容應該事先徵得了國民黨政府的同意。
1942年10月6日，蔣介石與訪問重慶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會面時，告訴威爾基：戰後東北四省和台灣必須返還中國。〔17〕為了取得美國支持，蔣介石表示願意戰後開放旅順軍港和台灣一些港口供美軍共同使用。
1942年11月3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召開記者招待會，明確聲明：二戰後，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18〕記者招待會召開後第二天，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刊登宋子文這一談話，同時開始連載美國三大雜誌《太平洋關係》的譯文全文，同月23日刊完。國民黨政府這種安排，清楚表明其反對《太平洋關係》中提議的“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
太平洋國際學會是當時有聲望的國際研究機構，194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朗布朗舉辦第八屆會議。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舉辦的第一次會議，多國政府都很重視，派出重要人物參加。在這次會議中，英國代表提出二戰後應將香港和台灣設為國際安全基地，明顯贊成“台灣國際共管論”觀點；而中國代表團則強調中國各領土的歸還應為無條件的，不願單獨討論以任何中國領土作為安全基地，當時中國代表團的觀點得到多國代表支持。〔19〕
1943年1月1日，元旦當天，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長孫科同時在《中央日報、掃蕩報（聯合版）》、《新華日報》《大公報（重慶版）》《益世報（重慶版）》刊登文章《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批判美國輿論界出現的二戰後應將中國東北劃歸蘇聯和“台灣國際共管論”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違反公平、合理基本原則，若付諸實踐，有在將來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二戰後應該將東北四省和台灣歸還中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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