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美文化博弈視域下美國藉‘台美教育倡議’對台灣的戰略利用” 作者：鄒順強（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所博士生、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助理；金睿曉（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所博士生、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助理
【摘要】在中美關係深度調整與全球文化權力重構背景下，台灣問題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文化支點。本文從“文化博弈”理論視角出發，系統剖析美國對台灣的戰略利用邏輯，揭示其超越傳統地緣政治框架的文化滲透路徑與意識形態工具屬性。研究表明，美國通過構建“權力霸淩—制度重構—價值輻射”的三重敘事體系，將台灣塑造為東西方文化博弈的“關鍵場域”。美國以“台美教育倡議”為抓手，通過深化與台灣的教育合作，將台灣納入其“印太戰略”框架，試圖以文化滲透和價值觀輸出削弱中國大陸的文化戰略空間，為台灣當局強化“去中國化”敘事、拓展所謂“國際能見度”提供文化支點。這對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構成結構性挑戰。未來須在強化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創新中華文化敘事體系，構建抵禦外部文化干預機制。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程加速了不同文明體系的碰撞與交融，文化逐漸超越經濟與軍事維度，成為國際權力博弈的核心場域之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呈現出從政治經濟領域向意識形態與文化認同層面延伸的趨勢。台灣問題作為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複雜的議題，不僅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更成為兩國文化話語權爭奪的“前沿陣地”。2020年美台簽署“台美教育倡議”(US-Taiwan Education Initiative)以來，美台在國際華語文教育由民間主導走向官方主導推動模式，標誌著美台在該領域對大陸展開的系統性文化博弈。該倡議推動台灣當局整合“國安會”等多部門資源，通過構建區域性文化聯盟及增設“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爭奪國際華語文教育話語權，實質是以文化權力服務於美國亞太霸權護持戰略。
因此，本文從中美文化博弈視域出發，聚焦“台美教育倡議”這一研究對象，系統梳理美國對台灣實施文化戰略的理論邏輯、實踐路徑及其深層影響，既可為理解當代國際關係中的文化權力運作提供新視角，亦可為維護國家文化主權、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啟示。
一、文化戰略背景與美國對台戰略利用的常規路徑
（一）“以台制華”：美國文化戰略的新趨向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躍升，美國對華戰略焦慮持續增長，其對華戰略競爭領域也從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延伸至文化領域。美國憑藉其強大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大肆推行其國際文化戰略，通過輸出文化價值觀、操弄國際輿論、扶植“文化代理人”等手段，遏制中華文化影響力的上升，以維護其全球文化霸權地位。
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大肆攻擊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對美國實力、影響力及利益構成挑戰，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並強調“美國優先”的領導地位。①拜登政府則在202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中國對美方造成的挑戰在於，中國是唯一同時具備重塑全球秩序的意圖與能力並推進該目標的競爭對手；②並在文化價值觀層面強調，將繼續在全球層面捍衛民主，實現美國理念。③這不僅表明特朗普與拜登均將推廣美國價值視作對華文化戰略的重要目標，並意圖通過美國軟實力強化對國際輿論的影響與掌控，以文化軟實力構成對華“複合威懾”的一環。
從特朗普1.0時期到特朗普2.0時期，美國對華文化戰略的競爭性持續加強，更加突出工具化屬性。台灣作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特殊場域，愈發成為美國實施對華文化戰略的重要支點。美國以“台美教育倡議”為突破口，通過教育合作、語言推廣、文化滲透等柔性手段，將台灣納入其“印太戰略”框架，試圖以價值觀輸出消解中華文化認同、重構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版圖。這一戰略實踐既體現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中政策工具的精細化轉向，也暴露出其試圖通過“去中國化”敘事割裂兩岸文化紐帶、製造“兩個中國”認知、弱化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文化歸屬感的深層意圖，更旨在通過製造文明認同分歧，阻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二）中美文化博弈的分析框架與現實路徑
文化博弈作為分析國際權力博弈的重要框架，近年來日益受到學界關注。這一框架揭示不同文明體系圍繞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文化認同展開的非對稱競爭，其核心策略在於通過文化符號傳播、敘事建構與制度輸出等柔性手段，爭奪全球文化話語權與公眾認知主導權，以達至“以文化人”“攻心為上”之效，乃至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標。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為文化權力提供了早期理論注腳，通過文明間的互動揭示權力博弈的深層邏輯；而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概念，系統闡述了文化吸引力、政治價值觀及制度合法性塑造國際影響力，并揭示了文化制度在權力擴張中的工具性作用；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的“民主和平論”與文化價值存在密切關聯，其理論核心在於將民主制度與文化規範視作在國際關係中影響戰爭與和平的關鍵變數，文化層面的“規範性約束”成為民主和平論解釋國家行為的重要維度，反映了其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博弈邏輯；溫特的建構主義文化理論強調觀念互動對國家行為和國際秩序轉型的深遠影響，為理解文化價值在文化博弈中的建構性作用提供了動態分析視角。
從上述論述中可提煉出剖析中美文化博弈的三個核心維度：文化權力、文化制度與文化價值。具體而言，文化權力是博弈中的“籌碼”，決定誰能影響結果及如何影響。文化制度則是博弈的“規範”，框定競爭方式與邊界。文化價值則是博弈的“內核”，定義何為信念，構成文化認同的根基。三者共同構成了文化博弈的結構，其互動形塑了全球文化秩序。美國正是以其文化優勢，從權力、制度、價值三個層面向全球及中國傾銷、推廣美式文化，通過操控文化權力資源、塑造以西方為主導的文化制度安排、推廣其主導的文化價值理念，在此進程中對中國進行戰略博弈與滲透，構建並維繫有利於鞏固其霸權地位的文化秩序。這三個維度相互交織、彼此強化，構成了美國對華文化戰略的核心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因其特殊的地緣政治與文化場域屬性，成為美國實施其多層次對華文化戰略的關鍵節點。
第一，美國通過文化權力的戰略性運用，在全球範圍內構建美式意識形態霸權體系，旨在重塑國際文化秩序並鞏固其霸權合法性。其運作機制是利用資訊傳播領域的結構性優勢，操縱對華認知敘事框架，以此強化國際文化話語主導權。該戰略在台灣問題上的投射則表現為，將台灣本土社會結構納入美式文化權力的輻射網絡，以削弱並解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化台灣的文化對美依附。同時，通過將台灣定位為“印太戰略”的文化支點，美國可以強化文化權力對地緣政治的滲透力，塑造美國在亞太的霸權合法性。
第二，美國通過對文化制度的塑造和輸出，試圖在全球文化治理中佔據主導地位，並以此削弱中國大陸文化治理模式的國際合法性。在制度層面，美國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文化治理範式，主張減少政府干預、依賴市場機制調節文化資源配置。該模式被包裝為“普世”的文化治理經驗，並通過國際組織規則、智庫政策建議、交流合作項目等制度化渠道向中國滲透。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制度博弈策略，本質是實施一項針對性的文化制度改造工程，旨在將台灣轉化為其制度輸出的“示範場域”。該工程聚焦三個相互關聯的制度性目標：其一，解構中華文化認同的制度基礎，建構“文化台灣化”的規範體系。美國通過制度化干預，系統性切斷台灣與中華文明的歷史聯結，消除台灣社會的中華文化制度記憶，構建以“台灣主體性”為核心的制度規範體系。其二，嵌套西式文化治理模式，鞏固區域制度霸權。美國將台灣定位為亞太文化治理的“試驗田”，通過輸出西方文化制度模式強化其區域性規制權。其三，構建對抗性制度敘事，延緩中國制度話語權提升。美國試圖將台灣問題升級為文化制度競爭的象徵性場域，通過制度化手段製造“制度優越性”話語。
第三，在中美文化博弈的視域下，美國對台灣的戰略利用本質上是將文化價值轉化為柔性滲透工具，通過系統性、代際性的教育合作、語言推廣與文化滲透，重構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版圖，直指爭奪“台灣人心”。這一過程以“價值觀殖民”為核心邏輯，通過文化認同的消解與替代，逐步將台灣從中華文化母體中剝離，塑造出依附於美國意識形態的“文化飛地”。更具隱蔽性的是，美國支持台灣將文化與中華文明脈絡割裂，轉而建構“台灣本土文化”敘事。這種“軟性歷史修正主義”不僅將消解台灣社會的中華文化認同，而且將台灣納入美國定義的“自由開放印太”意識形態陣營。
二、“台美教育倡議”與美國對台灣的戰略利用
“台美教育倡議”，是美國對沖中國大陸文化影響力、推動中美文教“脫鉤”的戰略工具。通過“台美教育倡議”合作機制，美國構建起一套“權力霸淩—制度重構—價值輻射”的三重敘事體系，意圖將台灣改造為西方文明侵蝕中華文明的前沿陣地。美國的戰略目的表現為：對台灣內部企圖以分裂性文化符號切割中國台灣與中華文明的歷史與血脈聯繫，進一步解構台灣民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身份認同；對外則有意將台灣異化為“文化例外體”，運用“台灣文化”來替代“中華文化”的主體性表述，在世界文化傳播場域中製造認知混淆，打擊中國在全球文化傳播的“軟實力”，削弱中華文明在全球文化體系中的話語權重，維護美國在全球文化霸權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一）文化權力的滲透與主導
美國在推動“台美教育倡議”的過程中，深度運用文化權力，在台灣推行系統性文化霸權戰略，意圖通過教育資源主導、話語空間操控多種方式，控制台灣的教育與文化發展方向。
一是多層次推動高層互動與政策立法，全面強化對台文化控制。第一，美台高層互動持續升級。2021年9月，台灣與美國中西部12所高校簽署“華語文合作備忘錄”，時任台灣當局“駐美代表”蕭美琴和美國國務院代表參與簽署儀式並進行對話。④2022年6月，台灣教育主管部門副負責人劉孟奇以“擴大教育合作效益”為名，率團“訪美”，除了與美國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見面外，還參訪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並與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首席副助理國務卿梅健華等外交官員見面。⑤2023年2月，在“台美教育倡議”第三次高層對話會上，台灣“國安會”副秘書長徐斯儉、外事部門副負責人李淳及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等均參會並互動。⑥第二，美國推動涉台教育政策、立法為文化霸權戰略提供支撐。2023年，美國國務院教育文化局副助卿致信各州教育長官委員會，鼓勵各州擴大與台灣的教育合作，美國教育部協助推進這一進程。⑦同時，美國國會通過立法為“台美教育倡議”提供法律保障。美國第118屆參議院通過的第363號決議案，以普通話的重要性、教育交流的益處等為藉口，明確提出要支持美台普通話及英語教學項目，實質是以法律形式確立美國對台灣教育文化領域的介入正當性，進一步鞏固其文化霸權戰略。⑧可見，在這些文化權力運作背後，美國依託“台美教育倡議”，通過控制教育合作議題、篩選文化資源方向、加強法律政策支撐，已在台灣形成一套覆蓋學術資源、機構設置、制度保障的多維文化滲透體系，系統性實施文化霸權戰略，為“台獨”分裂勢力提供文化土壤。
二是粗暴關閉孔子學院，扶植擴張“台獨”文化機構。一方面，美國將文化權力作為地緣政治博弈新工具，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閉眾多在美孔子學院，為“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在美大肆擴張營造較好的氛圍與條件；另一方面，美國將“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塑造為美台文化交流的正面典型，將其樹立為“民主自由”的“樣板”，與大陸的孔子學院形成意識形態對立，人為塑造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差異”。具體而言：在“台美教育倡議”框架下，美國與台灣簽署《台美國際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通過資金補助、政策制定等手段為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提供支持。2020年以來，美國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關閉紐約、邁阿密等多所孔子學院，並隨即支持台灣設立“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填補漢語教育的空白。美國刻意默許台灣在機構命名時避免使用“中國”或“中華”等字眼，持續強化“文化台獨”敘事。自2020年美方開啟“語言學習計畫”後，“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從2021年的18所迅速擴展至2024年的84所，其中美國境內即占66所。⑨美國還通過地方教育機構合作（如加州大學系統）及國際會議宣傳，將台灣塑造成“中文學習替代選項”，削弱大陸通過孔子學院構建的文化軟實力，在全球漢語教學領域形成對抗態勢。此外，台灣當局在島內推行“去中國化”政策，如刪除文言文、拆毀孫中山銅像等行為，與海外“華語文中心”形成“內外聯動”，形成對中華文化的雙重切割路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