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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請問就目前美國跟中國大陸的情勢而言，台灣如果一定要選邊站的話，您認為台灣應該要選擇哪一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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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請問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您會採取什麼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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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請問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您覺得大部分的台灣人會不會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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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有人認為：“行事衹要遵守法律就好。”也有人認為：“做事應該要符合道德標準才行。”請問您會覺得哪個說法比較正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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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大部分的人認為自由與安全都重要。如果衹能選一個的話，請問您會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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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大部分的人認為民主與秩序都重要。如果衹能選一個的話，請問您會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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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 |
(一)台灣民眾的選擇
本研究結果如表2所示，調查中有45.6%的台灣民眾表示在中美對抗下，若必須選邊站會選擇美國，16.9%選擇中國大陸，另有37.5%選擇不選邊。這樣的分布突顯美國在台灣民意中的戰略地位與價值聯盟角色，亦反映出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態度的保留與懷疑。此外，將近四成受訪者拒絕選邊，顯示在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情勢中，民間存在模糊態度與價值矛盾，也呼應建構主義關注的“價值與身份的模糊張力”。
［表2：請問就目前美國跟中國大陸的情勢而言，台灣如果一定要選邊站的話，您認為台灣應該要選擇哪一邊？］
如表3所示，若兩岸發生戰爭，13.1%的受訪者表示會主動抵抗，30.8%表示會跟隨政府的決定，而最多人選擇“什麼也不會做”（37.3%），顯示整體社會對戰爭情境仍存有模糊、保守與不確定情緒。然而也可見，至少有44%（抵抗+跟隨政府）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效忠或抗敵態度。主動逃避型態（移民與投降）則不到兩成，顯示雖然台灣社會對戰爭準備仍不足，仍有一定的潛在動員能量。
［表3：請問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您會採取什麼行動？］
如表4，雖有24.8%的民眾明確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一定會抵抗”，但更多人（34.4%）則認為“可能會”，而與此接近的34.2%則持“不太會”看法。整體而言，民眾對台灣社會在戰爭情境下是否具有集體抵抗意志表現出模糊與矛盾，反映出台灣社會在國家認同與戰爭心理準備之間的張力結構。這樣的認知分布在建構主義的視角下，可視為集體認同與規範尚未完全內化所導致的民意不穩定狀態。
［表4：請問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的話，您覺得大部分的台灣人會不會抵抗？］
表5顯示，台灣社會整體偏向“道德優先”的行為準則偏好（64.0%），遠高於僅遵守法律者（36.0%）。這項結果與建構主義理論預測相符，支持“民眾在國際判斷上傾向從價值與規範出發，而非單純法理或權益考量”。此規範傾向亦在後續邏輯回歸模型中顯著影響選邊立場，進一步驗證規範生命週期理論所揭示之“道德偏好→國際選擇→政策形成”之機制。
［表5：有人認為：“行事衹要遵守法律就好。”也有人認為：“做事應該要符合道德標準才行。”請問您會覺得哪個說法比較正確？］
根據表6，大多數民眾在“自由”與“安全”二擇一的情境中選擇“安全”（69.3%），僅30.7%優先考慮自由。此結果說明在兩岸軍事情勢升高與戰爭風險感知擴大的背景下，台灣社會傾向於優先保障生命財產與社會穩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三成仍堅守自由價值，顯示自由理念在台灣社會仍有一定支持基礎。這樣的價值傾向也可作為國際立場與政策態度（如對美依賴、安全同盟）形成的規範基礎之一。
［表6：大部分的人認為自由與安全都重要。如果衹能選一個的話，請問您會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如表7顯示，當民主與秩序出現取捨時，台灣社會整體傾向呈現極度接近的對分狀態（民主50.3%，秩序49.7%）。這樣的結果凸顯出台灣民眾在制度價值觀上的雙重期望：一方面追求政治自由與多元參與，另一方面又渴望社會穩定與安全保障。在國際政治選邊與戰爭風險提升的情境下，此種價值“二元拉扯”可能進一步反映在對外政策支持、國家認同建構與規範判斷差異之上。
［表7：大部分的人認為民主與秩序都重要。如果衹能選一個的話，請問您會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表8］
(二)台灣民眾在中美選邊立場的個體預測因子分析模型
本研究採用二元邏輯回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以“是否選擇美國作為站邊對象”為依變項（美國=1，中國大陸及都不選=0），建構一組包含價值偏好、威脅感知、政黨傾向與社會背景等個體層次自變項的分析架構。
邏輯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在中美選邊立場上，受到多重規範與認同因素的交互影響。其中，傾向“道德優先”者較“守法至上”者更可能選擇美國（p=.043），支持建構主義“規範偏好導向國際認同”的理論。與此一致，偏好民主者相較於偏好秩序者，其選擇美國的勝算顯著提高（p=.002）。
此外，政治光譜朝綠移動（p<.001）與教育程度提升（p=.018）也正向預測對美傾向。戰爭感知與集體抵抗信心亦為強烈預測因子，支持“規範生命週期理論”中由民間規範預期轉化為政策選擇的模型。性別與年齡則無顯著影響。
邏輯回歸模型進一步驗證，受訪者若在行為規範上偏好“道德優先”，其選擇美國為戰略夥伴的機率顯著上升（p=.043），此一結果直接印證建構主義關於“內化規範引導國際認知”的預測路徑。傾向“道德優先”者，選擇美國的勝算為偏好“守法”者的0.729倍（p=.043），支持建構主義對“規範認同影響國際行為偏好”的論點。同樣，重視“民主勝於秩序”者選美國的勝算為1.64倍（p=.002）；政黨光譜每往綠營移動一階，選美國的勝算上升48%（p<.001）。
此外，教育程度較高者亦更傾向選擇美國（OR=1.145，p=.018），顯示教育程度可能與自由民主價值認同有關。若受訪者認為戰爭可能性升高或相信台灣人將積極抵抗，其選擇美國的勝算也顯著上升（分別為OR=1.578與2.058）。
這些結果支持建構主義的基本命題：民眾對國際關係的理解與態度，並非完全基於理性成本效益分析，而是深植於其對國際身份、規範與道德立場的內化信念。多數台灣民眾將台美關係視為價值共構的友誼，而對中國大陸則投射出價值衝突與身份他者化的判斷。這種規範導向的選邊模式，正是建構主義的詮釋力所在。
四、理論貢獻與政策意涵
本研究試圖透過 2025 年“雨晴民調”的全台灣樣本資料，實證分析台灣民眾的行為規範偏好（如對法律與道德的認知取向）如何影響其對中美關係的評價與選邊傾向，進而檢證建構主義理論在個體層次上的適用性與解釋力，並探索民主社會中價值信念如何轉譯為對外政策態度與國際角色感知。
此一民意態度的形成過程，不僅展現出價值偏好對國際認知的影響力，更具體體現了 Finnemore 與 Sikkink（1998）所提出“規範生命週期理論”中的第三階段——規範內化（norm internalization）⑱。亦即，當道德價值經由社會傳播（如教育、媒體、政治語言）進入個人認知後，將不再僅為抽象信念，而成為具體影響政策偏好與對外政策選擇的行為準則。
本研究證實，台灣民眾對中美的選邊態度，並非僅源自安全結構壓力或政經依賴邏輯，而是在特定規範偏好與身份認同的內化過程中逐步建構而成。此結果強化建構主義對國際行為社會來源的核心主張，也提供一個從微觀民意出發的理論實證，補足以往僅關注國家或政府層級分析的不足。進一步而言，本文有助於理解在中美劇烈競爭、台海情勢緊張的時代，台灣如何透過價值認同的形成，主動建構其在複雜國際環境下的自我立場與角色認同，為未來政策制定與民意溝通策略提供實質依據。
注釋：
①Liff, A. P., 〈The Strategic Logic of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第44卷第1期（2021年），頁27–52。Friedberg, A. L.，《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紐約：W. W. Norton & Company，2018。
②Kuik, C. C., 〈Small States and Hedging Strateg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Pacific Review》，第33卷第2期（2020年），頁253–280。Storey, I.，〈China'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Asian Survey》，第59卷第2期（2019年），頁223–247。
③Goh, E.,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32卷第3期（2007年），頁113–157。Ba, A. D.，〈Who’s Socializing Whom?〉，《The Pacific Review》，第19卷第2期（2006年），頁157–179。
④Acharya, 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第2版），倫敦：Routledge，2011。Reilly, J.，《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紐約：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⑤⑩Yahuda, M.,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收錄於 D. Shambaugh 主編，《China and the World》，牛津：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年，頁1–17。Bush, R. C.，《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華盛頓：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
⑥⑬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劍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⑦Hopf, 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伊薩卡：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⑧Wendt, A.,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46卷第2期（1992年），頁391–425。Wendt, A.，《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劍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⑨⑯⑱Finnemore, M.、Sikkink, 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52卷第4期（1998年），頁887–917。
⑪Ba, A. D., 〈Who’s Socializing Whom?〉，《The Pacific Review》，第19卷第2期（2006年），頁157–179。Kertzer, J. D.，〈Making Sense of Isolationism〉，《Security Studies》，第22卷第3期（2013年），頁378–416。
⑫Acharya, 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第2版），倫敦：Routledge，2011。
⑭Ba, A. D., 〈Who’s Socializing Whom?〉，《The Pacific Review》，第19卷第2期（2006年），頁157–179。Yahuda, M.，〈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收錄於 D. Shambaugh 主編，《China and the World》，牛津：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年，頁1–17。
⑮Ong, 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杜倫：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Reilly, J.，《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紐約：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⑰Dahl, R. A.,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紐黑文：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68-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