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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非農工資下降條件下的勞動投入和社會產出及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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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非農工資上升條件下的勞動投入和社會產出及分配 |
上述情況中村民至少有農外就業機會，更糟糕的情況是村民失去農外就業機會。圖3表示村民失去農外就業機會條件下的勞動投入結構和社會產出及分配。假設村民的家庭手工業和小商業受到外來廉價商品和買辦商業的聯合擠壓，從而村民能够從事的非農“活計”大大減少，表現為非農工資水平從w1（圖2中的工資水平）下降到w0，且很難再“自發”恢復到原有的水平。新的由非農勞動邊際產出曲綫和農業勞動邊際產出曲綫所決定的均衡點由a移動到d，村民的農業勞動時間由t1增加到t，農業產出由面積osat1增加到面積osdt，但非農勞動時間縮減為零，非農產出為零。相比圖2，社會總產出減少了面積aw1d。均衡點上，地主的農業地租再次實現了最大化，并且從面積csa增加到面積bsd；村民分配到的農業收入為面積obdt（等於o’b’w0’t），由於非農產出變為零，村民的總收入從面積o’c’w1’t減少為o’b’w0’t。
［圖3：非農工資下降條件下的勞動投入和社會產出及分配］
由此可見，在清晰界定產權給個別地主的條件下，如果社會的非農工資在原有的低水平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則村民的農業勞動投入進一步增加，但社會總產出、村民的產出和收入卻是下降的，村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衹有地主的農業地租收入實現了提升。農業地租在總產出中的分配占比提升，客觀上意味著個體地主的利益和社會利益發生更嚴重的衝突。
接著分析非農工資上升條件下的情況。圖4中，假設村民所面對的社會就業環境改善，來自外界的擠壓弱化或得到有效應對，村民能够更多地在農外部門找到就業機會，表現為非農工資水平從w1（圖2的工資水平）上升到w2，再上升到w3，村民的勞動投入結構和社會產出及分配將發生以下調整：在非農工資達到w2的情況下，新的由非農勞動邊際產出曲綫和農業勞動邊際產出曲綫所決定的均衡點由a移動到g，村民的農業產出由面積osat1減少為osgt2，非農產出由面積t1aw1t增加為t2gw2t，社會總產出增加了gw2w1a。相應的，伴隨均衡點的移動，地主的農業地租從面積csa減少為面積esg；村民分配到的農業收入從面積ocat1改變為oegt2，村民的非農收入從面積t1aw1t增加為面積t2gw2t，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兩項合計為面積oew2t，即增加了面積cew2w1。由此，農業地租在產出中的分配占比下降。同理，在非農工資水平進一步提升到w3的情況下，非農勞動邊際產出曲綫和農業勞動邊際產出曲綫所決定的均衡點將繼續由g移動到h，村民的非農勞動時間和非農產出增加，社會總產出繼續增加。相應的，地主的農業地租繼續下降，村民的收入繼續增加，從而農業地租在總產出中的分配占比繼續下降，村民的分配占比繼續提升。
［圖4：非農工資上升條件下的勞動投入和社會產出及分配］
上述分析進一步說明，擴大社會總產出重在擴大生產的範圍，而不是圍繞產權，局限在有限的產出“存量”內部搞再分配。一個人口衆多、非農就業機會缺乏、非農工資水平低下的農耕社會的努力重點應是擴大非農領域的就業機會，提升非農工資水平，使得鄉村勞動力不必要長期擁擠在農業中艱難謀生、衹獲得稀少的農業產出和收入。
四、近代中國擴大非農就業和社會總產出所面臨的阻力
中國這樣的後發工業化人口大國要真正擴大非農就業、提升工資水平和社會產出，絕非輕而易舉的事。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并非沒有嘗試，但難見成效，以至鄉村人口大量流離失所。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陳翰笙在1941年總結“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所言：“10年以前直魯豫三省的農民們蜂擁到東北去的，每年達100萬……閩粵等省，破產的農民成千上萬地流亡到南洋一帶去當苦力。許多沒有出路無法遷移的破產者，不當土匪便投入軍隊。他們在軍閥制度之下，漸漸失去了農民本來的面目而同化於流氓性質的游民……過去的30年中，他們便是軍閥的工具，內戰的炮灰……以前農村是生產的淵藪，後來變成流氓的淵藪了。”⑥近代中國擴大非農就業和社會產出所面對的巨大阻力至少包括以下5個方面：
首先，先發國家不會輕易給後發國家讓出市場。社會的就業機會規模由產品市場的需求規模所決定，人口衆多的後發國家擴大社會非農就業，要求具備足够規模的非農產品市場，但後發國家內部的工業產品市場很可能也已經被擴張性的先發國家的產品所占領。長期任由“自由發展”，後發國家衹會徹底淪為先發國家的原料來源地和產品傾銷地。因此，人口衆多的後發國家要擴大非農就業機會，首要的是要主動抵抗來自先發國家的全面市場擠壓態勢，如果它們無法積極面對并回應來自先發國家的強大外部競爭壓力，為鄉村勞動力擴大非農就業機會的嘗試難免失敗。
其次，擴大社會非農就業無法倚賴個體勞動力或地主的意願和能力，而是要求廣泛動員社會資源進行規模巨大的基礎設施、設備、技術和人才等投資。無論中外哪一國家或地區，擴大社會非農就業都是艱難曲折的過程，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看，歐美社會非農就業的大量湧現和人口就業的普遍非農化是很晚近才出現的趨勢。勞動力就業實現非農化要求有大量顯著不同於農業時代的技術、機器設備和生產原材料。相比先發工業國家，後發國家雖然具有一定的所謂“後發優勢”，能够承接來自先發工業國家的出口技術和機器，走模仿式創新道路，但必然也存在“後發劣勢”，這裡指它們在面臨先發國家強大競爭壓力的同時，還要通過內部積纍（儲蓄）不斷擴大投資，增加本國原所缺乏的基礎設施、技術和機器等物質資本，才能改造長久以來的農業時代生產方式。即使後發國家衹是向先發國家購置引進技術和機器，必要的前提條件也是本國具備了一些剩餘積纍（可表現為外匯儲備的形式）。更重要的，對人口大國來說，基礎性的技術、機器和原材料都完全依賴外界是行不通的，且國防軍事實力的發展、能够廣泛帶動就業的輕工業的發展都必須建立在重工業基礎上。無論從國防的角度還是從長遠擴大社會非農就業的角度看，發展重工業都是人口大國的必然選擇。但由於重工業是高度資金密集型的產業，因此後發的人口大國的投資壓力和“追趕”壓力將更為沉重。特別是在人民生活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廣泛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勒緊褲腰帶”式的重工業投資，極為艱難。
再者，擴大社會非農就業和廣泛動員社會資源進行投資不符合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而會受到他們的阻礙。根據前述分析，社會非農就業擴大、非農工資水平上升將導致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收入及其在社會中的收入分配占比下降，不符合個體地主在短期內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更直觀來說，社會非農就業擴大將使得鄉村勞動力不必再一味競租地主的農地并交納高昂地租。此外，由於在人口密集和缺乏非農就業機會的條件下少數地主占據了社會很大一部分產出和收入，而一般勞動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極為低下、入不敷出、缺乏儲蓄，因此，後發國家纍積起剩餘并投資發展重工業，必然要將地主的地租積纍轉化為對現代工業體系的投資。這意味著要動地主的“奶酪”，必然會遭到其激烈反對。
第四，在人口大國，基本的糧食保障極端重要，擴大社會非農就業不能以明顯降低糧食產量為代價，還要確保維持甚至提升糧食產量。根據上文圖4的分析，在社會非農就業擴大、農業勞動投入大量減少之時，農業產出將受到明顯負面影響。為此，在農業生產中使用其他要素（如機械裝備、農用化學品）有效替代人力投入以確保農業（特別是糧食）不減產和擴大非農就業必須并行推進，這同樣離不開發展能够供給機械裝備、農用化學品的重工業，但近代中國的重工業近乎“一窮二白”，起點非常低。
最後，鄉村勞動力往非農部門轉移涉及社會人口分布的重大調整。後發國家的人口大量分布在分散的村莊社區，從事著分散的家庭農業生產和副業生產。不同於農產品生產，非農產品生產和非農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強的集聚性。農耕社會的大量人口從分散社區轉移到集聚性的城鎮從事非農生產，成本必然十分高昂，過程也極為複雜。縱使城鎮有了更多非農就業機會或有了創造更多非農就業機會的生產技術條件，若鄉村勞動力無法克服諸多轉移成本（如城鎮住房成本、日常生活開支成本、隨遷子女教育成本、老人養老成本，等等）所構成的障礙，順利轉移到城鎮實現就業，則社會非農就業和總產出的擴大也難以持續實現。
近代中國的低起點決定了新中國擴大非農就業和社會產出必然要經歷極為曲折和艱難的歷程。如何應對外部的不平等競爭和強大擠壓，如何將原來由地主占有的地租剩餘轉化為對現代工業體系建設的投資，如何確保在擴大非農就業和生產的同時提升糧食生產，如何適時合理推動經濟改革并穩步擴大本國產品的國內國際市場，如何消除鄉村勞動力轉移的成本障礙，直面并解決這些問題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戰略意義。擺脫對於產權界定的過度執迷，摒棄將產權視為靈丹妙藥的觀念思路，客觀分析以上複雜問題，有助於研究者更客觀地理解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更符合實際地思考如何為廣大鄉村勞動力持續創造支撑條件，支持他們擴大產出率和工資水平更高的非農就業，助推中國式現代化。
五、餘論
就如何看待西方經濟學，習近平強調：“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在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中，不能食洋不化，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⑦結合分析主題，本文認為，研究者不能抽象地理解和應用包括產權理論在內的西方經濟理論，尤其不能將西方經濟理論抽離出其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土壤，不加限制地推廣至其他社會。在援引西方經濟理論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時，既要回溯深究這些理論的原初依據所在，也絕不能拋開基於中國自身的社會歷史分析視野。將外來理論當成無論何時何地都顛撲不破的真理無異於緣木求魚，并無法實際解決中國自身的社會經濟問題。探討解決中國自身的社會經濟問題之道，根本上要立足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和社會基本現實。
注釋：
①Pigo A.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20, p.194.
②Knight F. H.,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4, No. 4, pp.582-606.
③Gordon H. 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4, No.2, pp.124-142.
④張五常：《佃農理論——應用於亞洲的農業和台灣的土地改革》，易憲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74～79、227～233頁。
⑤本部分的分析參考：陳奕山：《近代以來中國鄉村勞動力的就業演變——基於農時的視角》，《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編：《陳翰笙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80～181頁。
⑦習近平：《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5年版，第105～106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9月號，總第333期，P108-1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