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不干涉到干涉：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變化” 作者：何達薷（廈門），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俞婧婷（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世紀70年代中加建交以來，加拿大政府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上持不干涉立場。然而在特魯多政府時期，受國際層面美加同盟壓力、國家層面的傳統中等強國政策邏輯和社會層面的“強社會—弱國家”政治生態影響，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開始偏離一個中國原則，從軍事、政治和經濟等領域高調介入台灣問題。當前，卡尼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持競合思維，在台灣問題上繼續呈介入姿態。儘管卡尼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介入程度有限，但隨著台海局勢的日益惡化，其對台灣問題的介入不應忽視。
長期以來，台灣問題中的加拿大因素并不突出，這是因為自中加建交以來，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和不干涉立場。然而，2021年以來，加拿大政府卻成為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重要幫手，開始高調介入台灣問題，其言行逐漸偏離了建交時確立的一個中國原則，台灣問題中的加拿大因素由此顯現。儘管台灣問題中的加拿大因素難以與美日歐等大國因素相比，但其介入台灣問題的行徑對中加關係和台海地區和平穩定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干擾。2025年4月聯邦衆議院選舉後，執政的卡尼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繼續表現出干預傾向，因此加拿大政府的涉台動向值得關注。
一、2021年以來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轉向
1970年中加建交之時，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確立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不干涉立場，這是其在中國主權核心問題上作出的重要政治承諾。然而2021年以來，賈斯廷·特魯多（Justin Trudeau）政府的涉台政策出現了明顯變化，其一方面宣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則逐步突破不干涉立場，以更為主動和實質性的方式介入台灣事務，對中加關係的健康發展造成了障礙。
（一）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傳統政策和立場
加拿大是20世紀70年代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之一，在中加建交談判過程中，台灣問題是雙方談判的核心內容。在歷經十七輪激烈的外交談判後，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最終確立了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不干涉台灣問題的政策立場。1970年10月10日，中加共同簽署的建交聯合公報中明確寫道：“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加拿大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①當天，加拿大外長米切爾·夏普（Mitchell Sharp）在國會衆議院宣讀了中加建交聯合公報全文和加拿大方面的聲明：“從我們討論的一開始，中方就向我們表明了他們的立場，即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中國政府最重視的原則。我們的立場是，加拿大政府認為支持或挑戰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地位的立場都是不適當的，這一點我已公開聲明過，我們從談判一開始就向中國政府表明過。這一直是我們的立場，并將繼續是我們的立場。正如公報所說，我們注意到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我們知道這是中國人的觀點，我們也知道他們對此的重視，但我們不作任何評論。”②可見，一個中國原則和不干涉台灣問題是加拿大政府在中加建交時對中國做出的明確政策承諾，這一承諾確定了其後幾十年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和不干涉台灣事務的政策原則。
（二）特魯多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從不干涉到干涉的政策轉向
然而，2021年以來，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出現明顯變化。特魯多政府逐步淡化建交時期確立的不干涉承諾，在美國主導的“台灣問題國際化”進程中以積極的姿態參與涉台事務，從而侵蝕了中加之間的政治互信。首先，從2021年開始，加拿大政府開始在多邊外交場合就台灣議題公開表達立場。例如，在2021年G7峰會聯合聲明中，加拿大與其他成員國一起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其次，在涉及印太事務或雙邊關係的政策文件中頻繁涉及台灣問題。如2022年發布的《印太戰略》中7處提到台灣，涵蓋經濟、安全、原住民交流等多方面內容，聲稱要加強與台灣等主要經濟體的科學、技術和創新夥伴關係，“將持續與夥伴合作，抵制任何威脅台灣海峽現狀的單邊行動”。③再者，加拿大政府在其政策實踐中尋求深化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2023年9月，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在回應衆議院“中加關係特別委員會”發布的《加拿大與台灣：動蕩時局的強健關係》（Canada and Taiwan: A Strong Relationship in Turbulent Times）報告時系統化闡述其涉台政策：1.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將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積極尋找機會，增強政策一致性，推動與台灣的非官方但有價值的經濟、文化和人員往來聯繫；2.與包含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者合作，以推進國際援助目標；3.將與台灣加強接觸，在經貿、半導體產業、反制虛假信息以及原住民交流方面等展開合作；4.主張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呼籲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④可見，2021年以來，特魯多政府雖然公開聲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其在台灣問題上的實際立場已發生調整，呈現出從相對“不干涉”到“積極介入”的政策轉變，具體表現為將台灣議題嵌入其印太戰略框架，不僅實質性地支持強化與台灣關係發展，還積極推動台灣的“國際參與”，同時將“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列為一項核心訴求。這一系列政策調整折射出加拿大政府對台灣問題的認知與處理方式正經歷從“被動應對”到“戰略主動”的深刻轉型，并以所謂的“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作為涉台政策的主要依據和正當性包裝。
正是在此政策轉向的驅動下，加拿大開始以具體行動實質性地介入台海事務。首先，在軍事方面，加拿大不斷強化其在台海地區的軍事存在。2021年至2024年期間，加拿大軍艦共計8次通過台灣海峽，是僅次於美國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最多的國家；同時在《印太戰略》指引下，與美國、日本、韓國及菲律賓等國家簽署多項防務協議。加拿大國防部長比爾·布萊爾（Bill Blair）聲稱上述行動係“確保台海安全、預防戰爭來臨”，意圖通過聯合軍事存在對華施加壓力。2025年，加拿大皇家海軍在“地平綫”（HORIZON）行動中派遣其哈利法克斯級護衛艦“魁北克城”（Ville de Québec）號前往印太地區，加入了英國領導的航母打擊群（CSG），此次打擊群任務包括穿越台灣海峽以及與日本進行互操作性演習，加拿大艦艇全程參與相關演訓活動。其次，在政治方面，加拿大政府突破政治傳統界限，不僅公開表達對台灣 “民主模式”的認同和支持，而且加強對台灣國際參與的支持，2020—2022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連續3年在國會公開表示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2024年擔任CPTPP輪值主席國期間，加方推動出台“奧克蘭三原則”新指引，強化台灣加入區域組織的路徑。同時，加拿大正式加入“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成為GCTF 第5位成員，為台灣拓展“國際空間”提供平台支撑。此外，還縱容政治精英竄訪台灣。2021—2024年期間，加拿大有9個正式訪團竄訪台灣。從交流議題看，不同於以往經貿文化交流為主軸，2023年以後的訪團開始關注“國防”、“外交”和安全議題。再次，在經濟方面，加拿大政府通過“加台經貿對話會議”和簽署投資協議提升雙方經濟關係，利用原住民議題，加強與台灣的經濟連結。除通過軍事、政治和經濟途徑介入台灣問題外，加拿大還推動雙方衛生、科技、人文等多領域關係的發展，如2025年，加拿大把台灣列為“國際創新計劃”（CIIP）的合作方，稱衹要是加拿大企業和台灣企業共同合作進行的研究與開發，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就可以獲得兩方分別撥款的補助金。
二、加拿大政府涉台政策轉向的影響因素
近年來，加拿大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調整是多重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主要源於國際體系層面美加戰略協同的外部壓力、國家體系層面中等強國政策邏輯的內在驅動，以及社會體系層面“強社會—弱國家”的政治生態約束。
（一）國際體系層面：美加戰略協同壓力的驅動
戰後，加拿大通過高度依附美國維持其國際地位。如經濟上，加拿大對美出口長期占其總出口的七成以上；安全上則深度嵌入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約體系；政治上亦積極參與美主導的國際規則制定。這種“複合依賴”決定了加拿大外交政策在關鍵戰略議題上易受美國主導，形成“對美從屬”的結構性特徵。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變化正是深受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戰略轉向和2021年拜登政策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影響。
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開始，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轉向“競爭和遏制”。作為美國的戰略附庸，美國的對華認知和戰略需求傳遞給了加拿大，要求加拿大跟隨美國的政策取向。例如，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加拿大和美國共享獨一無二的戰略和國防夥伴關係”；2019年6月美國發布《印太戰略報告》雖未具體提及加拿大，但在強調與盟友合作的背景下，加拿大被視為美國在印太戰略中的重要夥伴。正是在美國的影響下，加拿大的對華認知開始偏離正確的軌道，將中國視為現有秩序的“挑戰者”，滋生對華的政治和經濟不信任，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和泛安全化。2018 年5月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發布的《安全反思：中國與戰略競爭時代》報告中稱，中國正在推動一項多維度戰略以實現全球領先地位，這一戰略融合了脅迫外交、不對稱經濟協議、科技創新以及持續增長的軍費開支。⑤此後，加拿大的反華意識進一步增強，2020年中加建交50周年之際，加拿大外交部發表的官方致辭公開傳遞了對華不友好的聲音，稱：“脅迫外交促使加拿大重新審視對華關係，在構建對華關係新框架過程中，加拿大將與合作夥伴共同要求中國政府履行其國際義務。”⑥ 2021年加拿大外交部長馬克·加諾（Marc Garneau）在接受采訪時宣稱加拿大政府目前對華采取“4C”政策——“共存”（coexist）、“競爭”（compete）、“合作”（cooperate）、“挑戰”（challenge）的政策表態則清晰顯示了加拿大對華政策從合作轉向競合。而在加拿大逐漸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背景下，台灣問題被其視為對華政策調整的重要籌碼和施壓點。
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加戰略協同持續深化，2021年起美駐加大使公開敦促加拿大采取“與美國一致的對華強硬政策”。加拿大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等高級官員亦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台海和平”的關注與對中國的批評，明顯趨同美國主導的台海安全話語體系。2022年加拿大外長梅拉妮·喬利（Mélanie Joly）將中國描述為“日益具有破壞性的全球強權”，無端指責中國試圖塑造背離加拿大利益和價值觀的國際環境，宣稱“將繼續反對威脅台海現狀的片面行動”，同時強調要“強化與台灣的經濟關係”。⑦此外，加拿大還配合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應對台海衝突的軍事活動。2021年10月，加拿大海軍“溫尼伯號”護衛艦首次與美軍“杜威號”導彈驅逐艦共同穿越台灣海峽，此後多次協同美國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成為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重要幫手。
（二）國家體系層面：傳統中等強國政策邏輯的自我驅動
作為典型的中等強國，戰後以來的加拿大在對外政策方面遵循著中等強國的政策邏輯：一是依賴聯盟政治；二是依靠以自由國際主義為原則的多邊國際機制在國際政治中發揮作用和影響力。在國際政治格局變遷之際，加拿大選擇固守由美國主導的以西方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產生政治不信任，將中國視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和“破壞者”，同時支持通過聯盟策略維持以西方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秩序。2023年3月24日，拜登與特魯多舉行雙邊會談後所發布的聯合聲明中稱“美國與加拿大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國際秩序構成了嚴峻的長期挑戰，這包括經濟脅迫、非市場政策以及侵犯人權等破壞性行為……美加兩國將繼續依據共同民主價值觀開展合作，抵制外來勢力對我們社會的干涉”。⑧正是在這一政策邏輯驅動下，加拿大強化了與美國在價值觀領域的戰略協同，在對華外交政策深度嵌入意識形態，并把台灣問題納入其對華“價值觀外交”議程，從而提升了對台灣的所謂“價值認同”與政策支持力度。
作為中等強國，加拿大注重謀求和擴大區域影響力，因此隨著印太地區成為大國博弈的中心舞台，身處北太平洋的加拿大對印太地區也從觀望轉向主動參與，開始訴諸自身的“印太國家”身份，強調加拿大與印太地區的利益聯繫，出台了自己的印太戰略。2022年特魯多政府發布的印太戰略顯示，加拿大政府的區域政策不再是單一的以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而是融入了現實主義的政策導向，在印太戰略中由以往衹重視經濟轉向價值觀、安全和經濟三者并重的方向發展。這顯示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將關注和參與該區域的三個重要議程：價值議程、經濟議程和安全議程，即：維護以西方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秩序、建立有利於本國安全的經濟關係和關切影響區域安全的熱點問題。而這也反映在其涉台政策中，在價值議程方面，加拿大基於對所謂“台灣民主”的認同，而增加了對台灣的政治支持；在經濟議程方面，基於台灣芯片的製造優勢，加強與台灣的經濟互動；在安全議程方面，則參與美國主導的所謂的“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政策叙事和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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