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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會長楊開煌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中評社 林艷攝） |
中評社香港10月11日電（記者 林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中國大陸研究學會會長楊開煌不久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結合他長期的觀察與研究，就新時代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與和平統一時期的不同進行了深入剖析，並指出這些調整背後的原因。
楊開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擔任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大陸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專長於中國共產黨研究。
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中央首次提出“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楊開煌表示，這一方略在十九大首次提出，是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一次非常重要轉變。這也引發了許多討論，如為何要做這樣的轉變？是否會修改“和平統一”的方針策略及具體做法？至今，這些問題仍然受到廣泛關注。他認為，新時代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實際上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十八大以來的對台講話和政策精神的一次精煉與濃縮，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應對台灣局勢的變化。
大陸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主動性更強
楊開煌指出，新時代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與過往存在多方面不同：
第一，首先，和平統一政策的初衷是針對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台灣所設計的，而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則是應對台灣政黨輪替後的局勢變化。政黨輪替後，台灣掌權者推翻了國民黨時期的兩岸論述，兩岸關係的性質也因此徹底顛覆。面對這種變化，大陸的對台政策必須作出回應。
楊開煌進一步分析，過去的和平統一政策是基於兩岸共同努力的前提，汪道涵先生曾提出“共同締造論”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然而，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再到蔡英文，他們完全否定了兩岸統一的必然性，且缺乏民族責任感，選擇了分裂國家的道路。這使得再提倡雙方共同努力、共建中國的和平統一目標已經變得不切實際。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為了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對台政策也相應轉變為由中共主導的總體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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