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廣記者：我們知道這次聯合研究是世衛組織挑選的國際專家團隊和中國科學家聯合開展的。我們想問一下，咱們雙方是如何進行分工合作的？另外如果在交流過程中有了觀點的碰撞，雙方又是如何處理的？謝謝。2021－03－31 16：20：10
梁萬年：這個問題非常好。其實我們一開始是一個國際的團隊，是中方的專家和世衛組織的專家形成一個共同的團隊。當時我記得，外方的組長彼特博士和我就講，我們是一個家庭，我們這個家庭有三十幾個家庭成員，我們在一塊兒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我們要養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最終研究報告。所以我們必須以家庭的氛圍和態度來做。
我前面也介紹了一下，從具體的工作方式上，“四個共同”是我們的原則，也就是要親密無間，大家不分你我，我們都是同樣的使命，都是同樣的身份，是溯源的科學家。在“四個共同”的基礎上，我們工作方法是，打破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我們把溯源工作分成三大領域，其實還有若干領域，但是不可能分得那麼細。一個是流行病學的領域，你看我們中方的小組長就是馮子健教授，外方的我記得是丹麥的費舍教授，兩位領銜，然後有相關的流行病學領域的專家進入這個小組，大家在一起工作。分子溯源組中方的組長是楊運桂教授，外方的組長是荷蘭的瑪瑞恩教授，也是有一組人在一起。動物和分子溯源組，中方組長是童貽剛教授，外方組長是美國的達薩克博士。所以，一開始從分工上，就是按照研究的領域，把專家融合成一個團隊。在具體工作方式上，前14天我們只能通過視頻，所以我們有大組的會議，也有更多的會議是小組，重大的問題、方向、方法、原則、各組之間的協同，是由彼特博士和我，我們兩個共同組織召開各組所有成員參加，在一塊兒討論決定。具體的細節和執行，就是由每個領域的組長具體去談，更進一步實施的辦法和措施。所以一直感覺，我們是沒有分你我，合作得很愉快，運行得很高效，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肯定會有一些衝突，因為科學家即使在同一個領域的科學家，還有三組科學家是來自不同的國家，即使來自同一個國家，科學家是不同的專業，他的視角是不一樣的，就是說溯源必須是多學科的、多方位的視角來做這項工作，那麼對一個方法的討論，對一個結果和資料的解釋，包括這種數據的分析方法和集成，肯定不同領域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建議，這個時候，我們當然會有很多的爭論，甚至這種爭論可能是很激烈，但是我們感到特別正常。科學家不爭論就有問題了，因為追求真理的過程，在逼近事實的過程，是艱難的科學的過程，唯獨爭論才能進一步的使大家形成共識。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報告說，中方的專家和外方的專家有一些激烈的爭論，我感覺這個話說的沒錯，確實有爭論，我們中方的專家內部也爭論得很厲害，然後我們不同小組之間的爭論也很厲害，這是正常的，不要認為爭論就是有矛盾，是兩碼事。爭論的目的是為了使溯源更加科學，使證據更加完備，這一點我想特別強調。所以我總的感覺，我記得最後一次大組會，那天晚上我們花了一夜的時間，把總報告又從頭到尾每一句每一句進行斟酌，最後形成共識。天亮了，我們就說，我們終於現在可以考慮，我們沒有爭吵的聲音了，我們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心平氣和地看看我們這個孩子是什麼樣，馬上它就要面世了，讓世人看了，這個孩子最少是個正常的孩子，是一個經得起檢驗的孩子。所以，我們是非常愉快的。報告出來，我們總的感受，我們作為科學家，聯合研究，中外方專家兩個最重要的感受，一個是自豪，通過我們的努力，產出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是有價值的，無論對疫情的控制還是對以後的進一步研究。第二個我們是自信的，作為科學家，我們根據現有的資料和信息得出的結論，我們是基於科學的，是循證的。謝謝。2021－03－31 16：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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