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有意見提出，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可以考慮“先易後難”的方式，分階段逐步完成，是否可行？
祝捷：我個人也比較主張“先易後難”的方式。
立法一般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法典化的立法，比如說一次過制定一部統一的國家安全條例；另一種是逐步制定一些單行的法例，以這些法例把統一的國家安全立法內容體現出來。
從立法成本和效果來看，肯定是第一種形式較好，因為可以一次性完成立法，例如澳門就以這種形式完成了國家安全立法。但是要考慮到，港澳問題在法律層面是必須分開討論的，澳門屬於大陸法系，具有制定法典的傳統；但是香港作為實行英美法系、普通法系的地方，傳統上確實並不容易制定法典。因此香港若通過單行立法，甚至通過司法判例的形式，來解決國家安全立法的問題，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畢竟是符合香港規律的方式。
既然要跟香港社會打交道，就要以香港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處理問題，中國內地具有大陸法系傳統，但在處理香港的法律問題時，也應當學會香港慣用的普通法系的方式。所以採取先易後難、個別立法的方式，我個人認為這反倒是比較好的一種策略。
然而有一個問題也應該留意，即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問題，是不是一個單純的立法問題？現在有學者提到，“一國兩制”不是港人治港，而是“洋人治港”，質疑香港的法官群體和司法界，在香港的“高度自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比如說國家安全立法，如果所制定的法律在法院得不到適用的話，這個法律等於一紙空文。如果內地和香港社會承受了巨大的發展代價、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和精力，最終在港人和中央的支持下完成了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卻不為香港司法界所接受，或者香港司法界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運用法律技術、對法律的詮釋——這對於學法律的人而言是很容易的——把國家安全法例虛化、打空，這才是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癥結所在，是將來必須應對和思考的問題，癥結並不僅僅在於立法的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