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民主是達到善治的手段。台灣社會應該利用民主制度來對台灣未來戰略發展進行討論和研判。但據我觀察，台灣社會對於台灣未來中長期戰略發展缺乏論證、設計和規劃，相反，卻被周期性的選舉牽引著到處跑。譬如，對於“台獨”問題，是否能夠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如何去實現？什麼時間可實現？如果行不通，是否能夠維持所謂“不統不獨”？如果維持不住，早晚不可避免要跟大陸統一的話，那麼，什麼時候跟大陸談統一，自己在兩岸談判中可以要價最高，並獲得最大談判籌碼？這些東西，需要組織台灣內部的精英和學者進行深入的研討和論證。但在台灣，沒有人敢組織這樣的討論。一旦組織這樣的討論，就會被政治對手抓住小辮子，帶上“紅帽子”，他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結束了。
所以，“統一”在島內是一個令人忌諱的字眼。“統者不敢言統，獨者不敢言獨”成為台灣社會的奇怪現象。這樣，任憑台灣跟大陸談判的籌碼在不斷流失，政治人物都因擔心自己選票流失而不敢站出來改變這一現實。我把台灣社會出現的這一現象稱為“台灣成於民主，困於民主”。
中評社記者：您說“台灣成於民主，困於民主”，您是否認為台灣民主是失敗的民主？您作為政治學學者，如何評價台灣的民主？
王英津：我說“台灣成於民主，困於民主”，不是說台灣民主是失敗的，而是說台灣發展尤其戰略發展受困於民主，以至於使台灣喪失了很多機會而走向被動和困頓。相反，單單台灣民主本身來說，我認為它基本是成功的。譬如，在選舉政治方面，選舉範圍不斷擴大，直選成為主流選舉方式；在民主要件方面，已建構起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社會自治方面，自治程度較高，公民社會的發育較好；在政治參與方面，普遍性、平等性原則得到落實，婦女參政比例高，少數民族有參政名額保障。在公民權利方面，基本落實了權利的本源地位，應然權利、法律權利與實然權利之間的落差非常小，在實施多數決的同時，注重保護少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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