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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兩岸雙方而言，美國因素終究衹是外因。 |
中評社╱題：拜登新政與後疫情時代的兩岸思考 作者：張百達（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
【摘要】中美戰略競爭固然仍將深刻影響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但對兩岸雙方而言，美國因素終究衹是外因，更根本的關鍵仍在於兩岸彼此的互動，以及雙方是否共同展現智慧與決心。“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以相互包容、理解、友愛與建設性態度，為後疫情時代的兩岸關係開啟新的里程，並共同探索出一條可長可久的兩岸和平共處、互利共贏之道。
前言
去年初，隨著新冠疫情爆發，其衝擊效應不僅蔓延全球，對於原本冷宕低懸的兩岸關係更是形同雪上加霜。如今，在兩岸人民歷經疫情挑戰與病毒威脅，以及不論因於兩岸本身抑或中美戰略競爭所導致的緊張與對抗之後，隨著疫情受控與疫苗上市，兩岸有識之士對於後疫情時代的兩岸關係，仍然抱持著許多憧憬，不僅期待彼此均能平安度過疫情的威脅，更能夠遠離戰爭的陰霾，共同珍惜當下所享有的幸福與和平。
一、美中戰略競爭持續 兩岸面臨戰略抉擇
眾所週知，兩岸關係不僅是單純的兩岸之間的關係，其中還涉及亞太區域乃至中美兩國，也就是北京與華府這兩個在本區域內具有重大乃至核心利益的雙方權力競逐。尤其，在經歷過去四年川普執政期間，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一連串經貿戰與科技戰後，北京當局原本期望中美關係隨著拜登政府上台能夠出現和緩的契機，同時減少川普時期對於“台灣牌”的操作。
然而，由於一國之外交政策往往不僅受制於其所界定的國家利益所驅動，更同時受制於其政權利益等內部因素的制約。因此，當“美國優先”與“遏制中國崛起”已成當前美國政壇不分朝野的主流共識之際，特別是其中還涉及某些部門利益等現實因素下，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不僅仿如宿命般地逐步成為雙方難以逃脫的自我實現寓言，更使得一些美方人士對於中美這兩個擁有核武庫國家，其雙邊對抗情勢一旦失控，所可能引發的軍事衝突與戰爭升級風險提出各種示警。
但是，猶如一列高速行駛火車所蘊藏的強大動能與慣性，此刻要扭轉當前中美戰略對抗與競爭的發展態勢，似乎顯得高度困難。特別是當其中想要維持霸權地位的一方不斷主動採取一系列的攻勢作為，而被視為挑戰霸權地位的一方在其應對策略的選擇上，則似又未能超越易令外界感生畏懼與防備之“戰狼文化”的局限，兩相激盪的結果，更加劇原本的猜忌。
此刻，比較可行的方案或許是：思考中美雙方如何避免出現戰略誤判，並加強日常危機控管與溝通機制，以確保雙方的競爭能夠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能夠維持在競爭但和平的軌道上運行，以免因任何一方誤判情勢或雙方擦槍走火，從而走向雙方本或無意啟動的毀滅性戰爭。其中，自然也包括中美雙方在台海議題上的競逐。
不論是中美兩國元首農曆除夕進行的“習拜通話”，抑或日前於美國阿拉斯加首府舉行的2+2高層戰略對話，顯示當前中美兩國均意識到：如果雙方的矛盾與競爭在短期之內是無可避免與妥協的話，那麼，至少也應設法建立起高層直接對話渠道，以作為雙方避險的重要措施。
從目前發展態勢來看，拜登政府國安團隊雖與前任川普政府時期完全不同，但由於其所處的國內政治環境與戰略氣氛幾無差別，以致在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地位以及遏制中國發展與崛起等層面，均展現出相同的政治思維。
尤有甚者，相較於川普時期傾向單邊主義與現實利益導向，拜登政府則更傾向於聯合盟友，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對中國展開圍堵與施壓，同時亦更加強調民主、自由與人權等西方傳統價值，並反映在對香港情勢的發展以及有關新疆維族人權議題的重視。
此外，由於台灣位處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不僅扼守解放軍進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同時亦關乎美國東亞盟邦日、韓兩國海上交通命脈之維繫；尤自去年以來由於台灣疫情防控良好表現，晶圓製造在全球供應鏈角色受到關注，加上與西方價值理念具高度親和性，不僅台灣戰略地位與國際能見度大幅提升，更使得持續強化台美關係成為華府戰略圈的理性選擇。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艦持續穿越台海，延續川普任內多項對台軍售與台美交往限制的鬆綁，持續增進台美雙方互動等諸多作為來看，拜登政府台海政策雖仍傾向維持不獨、不武的雙重嚇阻策略，鼓勵兩岸重啟對話，但顯然不可能主動放棄台灣這張“好牌”。因此，夾存於中美爭鋒前沿的台灣，其今後的生存與發展也必將持續深受中美戰略競爭的影響。
但這是否意味在中美戰略競爭的現實權力格局中，相較新加坡及東協等國強調不選邊並維持與中美兩國交好，或如歐盟國家強調“歐洲主權”的立場，面對來自美方積極拉攏與對岸各種壓力下的台灣，是否完全沒有任何選擇餘地或戰略自主空間?而蔡英文政府衹能持續維持既有親美路線，而不需思考兼顧兩岸關係的和緩或改善?抑或真如某些人士所主張之台灣應毫無懸念，衹能採取一面倒的戰略抉擇?面對僅百浬海峽之隔的崛起對岸，這已成為台灣沉重的戰略課題。
然而，相對同樣重要的是：面對中美進入長期戰略競爭，對岸有關方面如何看待川普時期所經歷的中美關係與台海情勢，乃至2000年以來兩岸曾經錯失的許多重要機遇對今後兩岸關係發展究竟有無藉鑒之處?是否應留給紅綠雙方足夠的迴旋餘地，特別是在不失原則立場前提下，讓彼此處理有關交往前提上保留一定的彈性務實空間?又或者，北京當局選擇持續乃至進一步加劇對台各種戰略圍堵與政軍擠壓，使其最終被迫面臨無從選擇的情況?如何化解台灣人民日深的疑慮，或也是對岸有關方面需要深思的課題。
二、兩岸僵局不解 提供外部介入空間
在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格局下，固然會對今後兩岸關係發展形成某種的制約，但由於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階段仍符合美中台三方共同戰略利益，符合兩岸雙方共同安全與利益，同時也符合北京爭取和平發展所需之戰略機遇。
因此，儘管中美戰略競爭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會以各種的形式持續進行，例如：美軍抵近偵察與解放軍反制作為已成例行公事；而台灣面對解放軍現代化及其機艦於台海週遭活動越趨密集之際，也面臨必須提升自我防衛能力的壓力，但這絕不能視同蔡政府不重視兩岸關係的改善。反之，缺乏適當自我防衛能力的台灣，就某種層面而言，無異是對某些煽動台海戰爭、鼓動兩岸彼此內耗、增添兩岸人民仇恨的武統論與民粹主義者的最大鼓勵。
尤其，當前兩岸官方交流中斷，顯非蔡政府原本設定的政治目標。早從蔡於2012年首次參選總統所發表的“十年政綱”，即提出兩岸應“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並透過多層次、多面向的交流逐步建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尋求建立穩定且建設性的雙邊關係等倡議。此外，自2015年蔡再次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以來的相關談話，2016年就職演說與2020年獲得連任以來的多次談話中，不僅對兩岸僵局的化解進行過許多嘗試與努力，也對兩岸關係發展表達過正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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