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究這項政策時，看到紅酒在二○○八年實施免稅後，短暫或有一段時期飲酒量上升，但之後就下跌。其實如果以二○二三年對比二○○八年免紅酒稅之前，人均飲酒量是一樣的，即是說二○○七年的人均飲酒量與二○二三年對比是差不多一樣的。
我亦很認同飲酒量受很多因素影響，所以我們這次制訂政策，正正是在不鼓勵飲酒和推動貿易之中作出一個平衡。第一，約85%烈酒的酒稅並沒有改變；第二，所有烈酒仍然有徵稅，我們只不過對入口價超過200元的烈酒徵稅率作出調較。而且，我亦看到現時所提及不應該飲酒，飲酒越少越好，以及我們不希望有人因為酒價而飲酒，這些考慮如果放在二○○八年討論紅酒免稅時，同樣是適用的。因為我們所說的根本不在於是紅酒或烈酒，我們整體來說並不是鼓勵人飲酒，所以我相信無論是在二○○八年制訂免紅酒稅，以及現時我們只是針對高端烈酒調整酒稅，都是充分考慮了在公共健康保障和在貿易方面的推動。
再者，現時真正涉及的一些高端烈酒大約佔市場的15%，而過去一些研究顯示，受價格影響的行為，對於特別是一些高端消費人士的影響並不大。因此，我們已作綜合考慮，我亦很理解醫護界對這方面的關心，在制訂政策時其實我們已考慮了這方面。
“劏房”方面剛才說過，約30%的現有“劏房”我們相信是不符合規格，即是約30%的不合資格“劏房”、劣質“劏房”會被取締。同樣來說，我們看看現有11萬住戶的性質如何？大約四成是合資格並正申請公屋；另有20%左右會因時間關係而尚未成為合資格公屋申請人，意思是他們可能因為年期未夠。所以，整體來說，可能有大概60%人士是符合申請公屋的。
在過程中，經過立法、寬限期，跟著逐批按實際情況取締那些不符合“簡朴房”標準的“劏房”，意思就是整個需求會變為衹有現時需求的四成左右、四成或五成。亦即是說，現有供應是用來符合市場縮減了約一半的需求。所以我們制訂政策時，亦一併考慮了市場因為我們制訂了“簡朴房”的標準而出現的變化，意思就是因為有一大部分現有住戶經過這個年期後能夠入住公屋，真正需要照顧的人士將會減少。那些是甚麼人士？第一，超出申請公屋資格的人士，其經濟能力比公屋住戶優勝很多；第二，可能是一些短期來香港的人士，包括內地的或外地的。我們認為那些人士應以一些已有政策處理。扼要來說，即真正的需求會因為時間令到一部分人士已上樓，從而可能縮少約五至六成。需求變得只是約四成左右，而現有的供應量若不變的話，甚或我們取締了三成，那便有七成的供應量滿足四成的需求。從這個宏觀角度來看，數字上是能夠做到的。當然，正如我所說，有宏觀和微觀的關係，實際需要我們處理的一些個案，我們會按著實際情況，會按部就班、有序地分批處理。
記者：兩方面的問題，第一，見到這次部分措施政策可能與以往政府的取態有些不同。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案》，當時仍表明未必會下調烈酒稅，或是中小企“還息不還本”計劃，之前的態度是指那是疫情期間的特殊措施。為甚麼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政策會急轉彎？是不是見到經濟不好，需要出招救經濟、救市呢？第二，特首你很強調改革，但見到似乎未必有一些大刀闊斧的措施或改動，可能都是比較建基於現有的一些計劃措施，方向可能由去年提出“八大中心”，今年就跟中央三中全會強調的“三大中心”，整體主軸也是回應中央的方向？會不會可以具體跟市民講，到底經濟轉型是轉去哪裡？改去哪裡呢？謝謝。
行政長官：制訂政策是要因時制宜，按照實際情況制訂。當我們審視環境後，有需要做的，當然我們會做，例如幫助中小企的有八項措施，的確是經過我們聽取和收集不同意見。如果政府不聽意見，只向一個方向走，我相信也不是一個真真正正幫助社會解決問題的政府。所以當政府聽到聲音，在判斷優次方面可以應付的，也是應該做的，我就會做。我不認為政府在優化或改良某些措施是一個負面的態度，我很感謝同事永遠用一個正面的態度去將現有的情況再優化、再改善。我強調，沒有最好，衹有更好。我也希望香港每日都好，這是第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