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確立了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目標，需要各層次的具體計劃和行動加以支撐。美西方主導的霸權體系及掌控的國際組織體系，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造成嚴重損
害。中國積極籌建新的國際組織，增強在全球治理範疇的制度性作為，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展開世界體系內涉外法治鬥爭的戰略性動作，是一種國家競爭與國際法治的思想自覺與實踐
突破。
田飛龍認為，選擇香港，既體現了中央在“一國兩制”範疇對香港國際地位與作用的強大政策支持，也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法治的國際地位與法律服務能力的高度肯定。香港在籌備國際調解院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其一，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下的普通法司法制度，其司法獨立與法治享有極高的國際知名度和實際的制度運行能力，法治指數排名處於國際領先區間，具備籌備和運行
國際調解院的主要條件和基礎性能力要素。其二，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比較而言更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這裡除了香港本身的法律服務能力與法治地位之外，還與香港作為貫通中西的文化樞紐地位以及相對中立的國際大都市地位有關。存在國際爭端的爭議方對在香港進行有關調解和對話，在接受性上是最高的。
其三，香港既有的法學教育、法律服務業水準、外籍法官與外籍律師的有關政策安排以及香港特區政府承接和處理國際爭端業務的意願和能力，都是值得信任和期待的。關鍵是，香港的法律專業性、法律人才國際性與中央政策的全力支持相結合，可以為國際調解院的成功運轉提供強大支撐，從而顯示出“一國兩制”在提升香港法律服務能力方面的新進展和新作為。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的設立是這項工作的第一步，它需要展開的相關工作流程包括：
其一，在國家主場支持和香港特區主動配合下，在已簽署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的基礎上，設立國際調解公約的有關起草小組，起草公約條文草稿，作為政府間協第 36 頁商和締約的基礎。其二，協調組織各國政府代表就公約草稿進行多輪談判、修改和定稿，召集各國政府代表開會並審議通過。其三，在公約基礎上並經公約授權，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完成這一國際司法組織的合法化組織建設。籌備辦公室在調解院設立後可轉化為該組織的秘書處，協助進行行政性事務管理及國際調解工作的程序性展開。其四，籌備辦公室在籌備期間可依授權開展一系列的合法化工作，進行廣泛的對外聯絡通，組織有關會議及專家組，積極推進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與機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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