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雲松在追加發言中表示，若美中關係真正走向“脫鈎”，韓國的戰略作用反而可能更加凸顯。他回顧歷史上韓國在關鍵時期的政策選擇往往不同於日本，認為“加強對華關係更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黃雲鬆強調，人文交流“不是簡單的文化活動，而是支撐雙邊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根基”。他指出，人文交流不應被視為政治關係的下位變量，而應處於更高優先級；過去數年以“自上而下”方式推進的慣性值得反思，人文往來應能夠在政治不順暢時期依然發揮“安全閥”和“連接紐帶”的作用。
為此，黃雲松提出多項方向性建議：1、由專家群體主導，建立並升級中韓人文交流協商機制，對既有體系進行改革；2、推動留學生、科技人才、企業家之間的常態化交流，形成穩定的專業社群互動；3、設立面向前沿科技、新能源、老齡化應對等共同挑戰的“未來經濟·社會共同基金”；4、將人文交流內容從傳統文化拓展至半導體、AI等關鍵產業及共同經濟議題，使人文合作與時代性發展議題更加緊密結合；5、擴大青年與青少年交流，並將合作延伸至社會治理等新興領域，幫助年輕一代縮小認知差距；6、以長三角—京畿道等區域為支點，推動地方政府間構建常態化經濟與文化合作平台，以“地方—地方”互動為整體關係注入持續動力。
延世大學國際學研究生院教授占茵指出，“中韓青年在國際學術與文化交流中展現的潛力巨大，中韓關係的未來不僅取決於高層外交，也取決於青年一代的國際視野與合作能力”。她強調，數字原住民雖然通過社交媒體形成跨國網絡，但“碎片化的線上互動難以把握複雜敏感的國際現實”，必須依托線下調研與沉浸式交流，建立更深層的跨文化理解。她介紹稱，延世大學通過邀請多國外交官和知名學者授課，有助於縮短理論與現實的距離。但目前中韓高校之間的交流仍明顯偏向語言文化類專業，國際關係等專業的學生因課程結構差異常被排除在主要交流體系之外。她指出，這些學生未來將進入外交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和智庫，“若缺乏相互理解與共同經驗，今後在處理雙邊議題時信任風險將顯著增加”。因此，她呼籲國家層面擴大對國際關係相關專業的支持，由大學、智庫與媒體共建“長期·深度·共創型平台”，並強調“青年不是國際關係的背景板，而是未來的主角”，投資這一代人的交流是“最具效率的外交投入”。
金完重前駐澳大利亞大使對此深表贊同。他強調，“理解對方社會不能停留在紙面推演，唯有通過現場觀察與實際接觸，才能形成真實判斷”。他結合外交部經歷指出，不少韓國企業在對華投資及市場拓展中，曾因勞動標準、制度差異和合資結構等非關稅障礙面臨困難。他強調，中方若能提供更具連續性與可預期性的政策環境，將有助於韓國企業在中國實現穩定、可持續的經營，並在民間層面積累更大的信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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