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於鐵軍則把關注點投向“韓國國內對中日兩國好感度逆轉”的現象。他介紹自己長期研究中日美三角關係，對韓國社會中“對華反感度超過對日”的民意結構“具體差距有多大、短期內為何難以逆轉”等問題表示關切。在談到青年交流時，他特別介紹了由中韓日三國政府共同推進的“Campus Asia（校園亞洲）”項目，指出這一項目在過去十餘年中，即便在三國政府關係不甚順暢的階段，也得以相對平穩地運行，證明了“制度化青年交流平台的韌性”。他認為，有必要在更多高校與專業領域復制這一模式，把其作為推動中韓乃至東亞青年交流的重要突破口。
對此，西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金伯柱回應說，韓國社會對中日兩國的好感度變化“在2020—2021年左右出現關鍵轉折”，東亞研究院（EAI）等機構的調查顯示，2019年因日本對韓出口管制，韓國社會對日本的好感度曾一度跌至10%出頭，但此後差距逐步縮小，“自2022年起，對中國的反感度超過對日本的趨勢愈發明顯”。他指出，20—30歲青年群體對中國的反感度上升尤為顯著。除了部分人將“文化摩擦”視為誘因外，他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產業實力躍升，韓國青年將其視為現實的經濟競爭與威脅，這種結構性焦慮與文化爭議叠加，從而演化為輿論上的反感情緒”。
經士智庫副總裁沈偉中提出，“今天的中國已經與建交初期大不相同，也與十年前不同”，並直言這一直是困擾他的問題。他問道：“韓國社會是否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接受一個被視為G2、甚至可能在部分領域成為‘No.1’的中國？” 他指出，過去韓國社會往往以“俯視或平視”的方式看待中國，如今當身旁的中國成長為更具分量的鄰國，“韓國社會將以何種方式接受這一變化、又如何形成新的認知框架”，才是民意問題的核心所在。
對此，崔在德教授回應說，韓中“完全可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好朋友”，關鍵在於“摒棄外交中俯視或仰視的心態”。他指出，中國一貫強調相互尊重，在韓國國內，“許多人事實上已經把中國視為G2的重要一極”。但與其從“把中國當作仰視對象還是平視對象”的抽象問題入手，不如從“如何在相互尊重彼此立場與利益的基礎上，追求共同利益”的具體路徑出發。衹有在這一前提下，“才能真正接近中國提出的‘永遠的朋友、合作夥伴’的願景”。
京畿大學經營學院教授李起範提到，近期中荷矛盾的外溢效應正在波及歐洲其他地區。他表示，理解各國基於本國利益採取措施的邏輯並不困難，“令人遺憾的是強硬局面不斷重復上演”。回到韓中關係，他指出，兩國在科技、可再生能源等領域仍然擁有廣闊合作空間。以中國安徽地區和韓國西海岸為例，尤其是韓國的新萬金地區，在利用風電和新能源方面“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他回顧說，朴槿惠政府時期曾在塞萬金地區設立“韓中投資合作特區”，但自“薩德”事件後相關規劃基本停擺。他建議，除了謀劃新的合作項目之外，“重新盤活這些已經成形但被擱置的平台，同樣可以成為切實可行的備選方案”，對恢復信任、釋放合作潛力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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