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士智庫創始人兼總裁田士臣指出，在Nexperia與韓華海洋等案例中，外界往往只關注“中國如何回應”，卻忽略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回應”。他強調，中國不少措施是對美國等西方單邊制裁的反制，而這些制裁本身與國際法及自由市場原則並非完全契合，只是因長期存在而被視為“常態”。在“戰狼外交”爭議方面，他解釋稱，這一標簽更多源於中澳摩擦及話語環境差異；中國外交體系尚未形成與西方同質的公關機制，語言與文化表達的差異也易被誤讀為強硬。他建議，需要從“身份認同”的維度重塑思維框架——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國家，合作的核心問題始終是“我是誰、我想要什麼”。如果把視角從國家立場拓展至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議題，便能更清晰地看到超越競爭的“共同身份”。在他看來，中韓關係也應在文化、政治與經濟的深度對話中不斷探索這種共同身份，從而為長期合作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在綜合發言中，經士智庫高級顧問曾元曦以企業家視角強調，“領導人之間的溝通與互信對中韓企業合作具有決定性作用”。他回憶負責微軟中國業務期間與華為高層交流的經歷指出，一旦最高層缺乏互信，“許多本可推進的合作項目往往難以落地”。他表示，中韓領導人會晤若能釋放積極信號，企業才會真正產生信心，在人才、技術與創新上投入長期資源，並在合作模式上作出更具戰略性的布局。在美中競爭加劇、全球科技與投資環境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下，他強調，“若希望中韓企業在動蕩環境中找到穩定合作空間，雙方政府在高層面傳遞的方向性信息尤為關鍵”。在他看來，對人才與創新的投入“最終是為了拓展未來合作的可能性”，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國家關係穩定與領導人互信的前提之上。
西江大學知識融合媒體學院特聘教授王善澤對此深表認同。他指出，“一旦領導人之間的信任出現結構性損傷，後續政治與經濟議程往往舉步維艱”。他回顧2016年前後‘薩德’問題對雙邊互信的衝擊，認為未來若領導人外交風格變化，“類似危機仍可能重演”。因此，在承認首腦外交重要性的同時，有必要通過制度化安排建立某種“安全閥”，以便在重大涉外決策出現信息不對稱或判斷偏差時，能夠在事前或事後進行校正。在他看來，這不僅有助於分散外交風險，也能提升中韓關係的整體韌性與可持續性。
在總結發言中，主持人金完重前大使表示，從漫長的歷史維度來看，“韓中關係有99%的時間是和平與共存的歷史”。自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跨越式發展”。他回顧說，自己在自由討論中提到，韓中關係在快速擴張過程中也曾暴露出若干伴隨規模增長而來的問題，但在當時，“雙方都抱有如何做大市場、實現共同繁榮的明確意願，因此這些問題並未構成無法克服的障礙”。然而，他指出，進入2020年代後，韓中兩國“身處美中戰略競爭的結構之中，需要共同面對一系列新的國際課題”。在此背景下，本次會議以開放態度交流不同觀點，“更能讓人感受到推動兩國關係實現新一輪躍升的意願與動力依然存在”。
金完重強調，“意見不同本身並不可怕，關鍵在於雙方是否願意在差異之上繼續保持溝通”。他表示，隨著慶州APEC峰會形成的共識不斷累積，“下一步的關鍵任務，是把這些共識轉化為可落實、可評估的具體行動與成果”，唯有如此，才能為中韓關係在新時代繼續書寫和平與共存的新篇章。 |
